孔子国:中国人的家园(五)卢梭、康德等启蒙论究竟错在哪里-清风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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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国:中国人的家园(五) 卢梭、康德等启蒙论究竟错在哪里-清风庐
舞雩清风2018初夏系列
卢梭、康德等启蒙主义究竟错在哪里
——孔子国:中国人的家园(五)
毛峰

由于现代各种危机的持续深入,由于商业欺诈的习以为常,由于没有公认的道德标准和精神传统的内在支撑,现代人每天生活在逆来顺受、同流合污、听之任之、自我麻木与自我欺骗中。这种自我欺骗的理论形式,就是“现代性”的核心神话——启蒙独断主义的进步崇拜,有时被称为“进步邪教”。
如果说古代人有关宇宙大循环运动的神话,是人类数千年宇宙时空经验与文明历史智慧的高度浓缩,那麽现代人的进步神话,则是基督教的直线历史观以及现代人在200年的短促时间里,自我膨胀、自我吹嘘、自我欺骗的历史记录。
基督教“千禧”神话认为,人类历史无可挽回地从伊甸园堕落直至世界末日,接受上帝的审判,然后是新天新地,是一个没有罪恶与不幸的“千禧王国”。
受这一乌托邦神学影响,西方人总以为借助某种神力,人间可以建造一个天堂。随着基督教千禧神话的没落四家族之蓝门,现代人受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鼓舞,提出了替代基督教千禧王国的一个新的乌托邦,那就是受到现代人普遍信仰的“启蒙进步神话”,在这个神话中,代替上帝的,是科学技术。
现代人盲目地相信:科学技术不仅可以推动人类持续进步,而且将最终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

为这种虚妄夸诞的启蒙进步神话提供哲学支持的,是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学说和休谟(1711-1776)的怀疑主义理论。“个人主义之父”霍布斯认为,个人的最高目标,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即“用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利维坦》第97页,商务印书馆1985)。
休谟则认为,人的正义感,并非来源于自然,而是“应付人类环境和需要所采用的人为措施和设计”(《人性论》第531-536页,商务印书馆1983)。如此,个人在法律范围内尽可以自由地损人利己而不必遭受良心的自我谴责,因为道德良知都市鉴宝师,在经验、科学实证和理性的法庭上,没有办法进行自我辩护。

职此之故,拙俗浅陋的哲学史家冯友兰悍然宣称“良知是否存在,全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
民国七贤之一、伟大哲学家熊十力先生,闻冯氏此言,拍案大怒道:“良知是一假设,则一切中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皆无从谈起!”冯友兰本是梁漱溟学生四叶铃兰,建国后甩生歌,为了高官厚禄,带头批判老师的所谓“反动思想”;
直至文革后期,林彪事件已经败露,冯氏仍秉承江青在北大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等上方旨意,再次摇尾乞怜,大批昔日的老师,真是“批林批孔又批梁”;梁漱溟不为所动,公开宣称“他所言,未必是其真实想法!”
文革结束,冯氏提出与老师修好,梁漱溟拒绝之;

北极是全球文明的缩影。峰按。
在这种持续危机的现实、错误的制度设计与荒谬的哲学理论的共同作用下,没有一个社会能保持长期稳定、协调与普遍繁荣。当良知这一人性和社会的基础被否定之后,文明就陷入无休止的争斗和残忍。为这种残忍和争斗辩护的最突出的哲学理论,是启蒙主义的“天赋人权说”。
斯宾诺莎(1632-1677)认为:“大鱼有最大的天赋之权吞小鱼”(《神学政治论》212页,商务印书馆1982)。
而协调大鱼们吞吃小鱼的制度,叫做“民主”,即多数意志:“在民主政治中,每个人把他的天赋之权绝对地转付于人,以致对于事务他再不能表示意见。他只是把天赋之权交付给一个社会的大多数。”(同上216-217页)
如此,个人自由危险地滑向专制主义,这种学说在启蒙教父——卢梭(1712-1778)那里达到高峰:“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之下”,公意具有强迫人们服从的最高权威,因为这样,个人“不过是在服从他自己,并且仍象以往一样自由”(《社会契约论》23-24页,商务印书馆1980)。此前此后,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每个专制集权政府,都宣称自己代表“公意”或“人民”。

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恰启蒙主义者之写照也。峰按。
诺斯洛普·弗莱在《现代百年》中形容,卢梭的理论是一个“睡美人神话”烧包网,沉睡的美丽公主由于旧制度的魔咒而沉湎梦乡,只有一种“新制度”(人民主权、启蒙、理性、进步)才是吻醒她的王子。醒来的睡美人,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而是一个“群氓统治”的世界。
弗莱指出:“我们时代全部的社会噩梦,似乎都集中于一点:一种没完没了、逃脱不掉的群氓统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进步的观念就好象是挂在驴子脑门前的一根胡萝卜,仿佛只要眼前不得不碰上的暂时麻烦一过去,就将得到新的自由似的。可谁也没有注意,这不得不碰上的麻烦是永远没有终了的……”

逐渐暗淡的人类文明。峰按。
启蒙独断主义的所谓进步,犹如大众眼前可望不可及的一根胡萝卜,而“公意”则是大棒,这种“多数暴政”,借助政治宣传、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的“洗脑作用”,使进步“这列暗夜中的快速火车”的窗外景色,全都迅速沉沦了,窗玻璃上只有我们自己拥挤而忙乱的虚幻影象。
弗莱精辟地写道:“进步理论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眼前的手段必须为将来的目标作出牺牲。但我们对未来并不了解,我们不知道那些目标能否实现。我们所实实在在知道的,是我们把现在给破坏了。……”(《现代百年》7-29页,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自我标榜的进步神话,如同印度教中的毗湿奴神,要求人们为了一个可疑的未来而不断地牺牲、毁灭确切无疑的现在,它的口头禅是:“反正也得继续下去!”

启蒙独断主义之所以深获各国政权权贵与商人的欢迎,因为便于其在欺诈与攘夺时宣称是为了“人民福祉”。峰按。
被毁坏了的全球自然生态和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传统,已然断然宣告这种“不可持续”的启蒙进步神话的破产。
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村夫秀才们所宣扬的美好目标: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每一个都大打折扣乃至无法兑现,现代图景是“一幅幻想破灭和担惊受怕的图画……失去了对连续性的感觉,连同尊严、自由、创造力以及对于现在的感觉,除了对未来的忧虑和恐惧,什麽也没有剩下。……”(同上28-29页)

由于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的融化,蒙古沙漠干风狂吹,北京自元大都郭守敬成功引西山水灌溉北京全城之后,历700余年,再度成为地上、地下水极度匮乏的“荒漠之城”。峰按。
启蒙独断主义,无论其激进方式(法国革命式的强制民主)还是其温和方式(英国式的群氓民主),其根本的错误在于,它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理性能力,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它主张统治自然,因而造成现代文明对地球生态的巨大破坏;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它主张以抽象的“个人”为基本尺度来评判社会,传统社会被宣判为“专制的、停滞的、僵化的、落后的、不人道的、泯灭个性的”(如亚当·斯密对中国古典经济制度的错误批判、孟德斯鸠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错误批判,等等),个人自行其是、争强斗胜与市场的弱肉强食、损人利己,才是“人道的”和“进步的”,有的激进追随者(比如陈独秀)甚至主张以“兽道主义”促进“文明进步”,倒颇能揭示这种美好神话的深层底蕴,尽管启蒙独断主义思想家的初衷或非如此。
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知道:人的理性是最靠不住的东西!

在历史面前,人类永远是刚刚入伍的新兵!峰按。
当人一降生就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他的脆弱理性,就必然被一系列物质条件与精神传统所局限、所误导、所塑造。因此,与其让可疑的“理性”信马由缰地批判、否定一切传统文明制度并“与之决裂”,进而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会”,还不如依据久经考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进行稳妥的改良与制度设计,使社会在有序中获得真正的进步。
激进主义的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发动者们始料不及的巨大恐怖,也催生了现代保守主义的思想家爱德蒙·伯克(1729-1797)的名著《法国革命反思录》(1770)。
伯克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中,提出了政治-文化保守主义的根本原则:历经千百代文明经验正反之间反复检验的历史文化,高于人类当下的理性判断,道德秩序高于理性、珍视作为社会有机体与统一体的文明传统、审慎地措置改良、保持多样性、不奢望完美等。
法国学者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一针见血地讥讽了《人权宣言》道:“世界上没有‘人’这种东西。在我的一生中,只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等等,但从未见过‘人’。他也许存在,但我不认识。”启蒙主义空洞、抽象的“人”、“人权”等说教,却极富欺骗性。
迈斯特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并非倾向自由而是倾向服从,因为个人本质上是脆弱的、盲目的,他经常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麽,如果他从一种健全而稳定的社会权威下“解放出来”,那不仅是社会的灾难,也是他本人的不幸。混乱必接踵而至。

暗中融化的未来。峰按。
被尊为“自由主义之圣”的约翰·密尔(又译穆勒,1806-1873),对中国禁止英国的鸦片贸易大为愤慨,他积极支持英国对中国出兵、强制推行邪恶的鸦片贸易。
密尔的理由是,对中国输出鸦片“在本质上就是自由问题”!没有比这种“自由”更令人作呕的了。
杰出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深刻地指出:“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因此,“我最挑剔于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并不象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在于它的软弱无力,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进一步指出:“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在民主共和国,暴政就不采取这种办法,它让身体任其自由,而直接压制灵魂。”(《论美国的民主》,282-294页,商务印书馆1993)

群氓民主与集权体制,都是任身体自由,而直接压制灵魂。峰按。
大众的多数意见,犹如影视剧的票房,常是垃圾的代名词。
如今,英美式的“群氓民主”波及全世界各地,到处是“多数意见的暴政”,到处是官僚主义体制的麻木不仁,到处是罗斯金、辜鸿铭、弗莱所说的“群氓政治决定”与“大众文化产业”的垃圾,到处是政客与商人的勾结,到处是社会不公、动荡、残忍与瘫痪……
如今,任何诚实的思想者都会扪心自问:自启蒙主义提出了那个美丽的进步神话以来,人类经历了200年的奋斗,而今究竟解放了多少、进步了多少呢?物质进步在赋予我们便利的同时,是否也同时剥夺了我们广阔的自由?难道我们不正在落入“资本统治”和“技术统治”的新的陷阱吗?
群氓民主原则和绝对平等主义的启蒙观念,在帮助我们摆脱原有束缚的过程中,是否横加给我们一重新的束缚:多数永远是正确的;时尚就是真理;大众就是终审法官;标新立异就是个性和创新的标志,等等。
自诩复兴了希腊城邦文明的现代工业文明,不仅正在“耗尽”人类生存的“一切可能的领域”,而且正在耗尽宇宙生命的“一切可能的领域”:1980年代,人类上空的臭氧空洞相当于南极洲大小;到了1990年代,臭氧空洞已经是南极洲的两倍!
刚刚上台的美国小布什政府、最新上台的特朗普政府,这几个全部由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组成的发达政府,悍然拒绝履行旨在减少有毒废气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议》,理由是这样会造成美国工人的失业,而美国每年排放到大气中的有毒废气,占全球排放量的百分之四十至六十!
自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近500年的世界史,是在西方现代工商科技文明的引导下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理念,由法国启蒙主义的旗帜“自由、平等、博爱”简洁概括。
西方社会以此为目标,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市场经济与普选政治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度,因此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然而,启蒙主义的思想,过高估计了人类理性设计、改善现实的能力,忽视了文明赖以维系的秩序、权威、传统、自我克制、精神自我完善等不可或缺的因素,陈荣竣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所谓“开放社会”,蜕变成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所谓的“一种企图以人的理性统治自然万物”的话语霸权。

大都会的拥挤与肮脏,是启蒙独断主义的最佳说明。峰按。
人的有限的理性被夸大为无限的宰制能力,结果,“以理性启迪蒙昧”的启蒙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了新的蒙昧主义、独断主义,自由蜕变为自私与放纵,平等蜕变为平庸和大众暴力,博爱蜕变为虚伪的官方说教、官僚制的冷漠僵化、资本统治的残酷无情以及技术统治的麻木不仁、千篇一律。
现代人虽然享受了较高的物质消费,但同时生活在金钱统治的阴影之下,其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则必然表现为厚颜无耻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和自我毁灭的深刻危机。由于非西方国家被迫仿效西方社会模式以自强图存,现代文明的危机覆盖了全球。

现代文明的种种深刻危机,可以归结为一点:过分追求外在的物质成就,而极大地忽略了赋予人类生活以价值、意义和尊严的内在精神成就,从而使人类生活出现道德上的颠倒错乱,使人类社会陷入难以自拔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中。
生态危机是最深层次的道德危机与精神危机,它宣告了自启蒙主义以来,人类凭理性能力促进自身进步、最终成为万物主宰这一虚妄信念的破产。

1980-90年代,康德哲学被尊为“哥白尼式革命”,实则饱含启蒙独断主义毒素,唯美国哲学史家悌利《西方哲学史》指出其“独断论倾向”。峰按。
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麽是启蒙运动?”》(1784)中,为启蒙运动下的定义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超时空世纪。……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康德把人类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来论述,完全忽略了真实人类在运用自身理智和自由时的一系列历史限制。依照康德的这一标准行事,人类社会必然陷入混乱:仅以毒品为例,如果一个年轻人信奉康德“要敢于认识!”的说教,亲身体验一下毒品的威力以便“认识”这种充满诱惑的东西,那麽,这个年轻人的一生就会被断送。当代吸毒人群就是本着“尝试一下”的启蒙主义心态堕入深渊的。
康德把理性与自然置于对立的状态中,认为人的理性是对大自然的“反叛”。理性促使人自由选择生活方式,并且能有效地控制住人的本能冲动,使人合理地运用自己的自由。他以“谦虚”为例,认为这种“良好风度”的实质,是“隐蔽起那些可能惹人轻视的东西以引起别人的尊敬”,实际上对人类道德行为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
虚假做作出来的“谦虚”无法掩饰本性的傲慢:“理性使人类得以完全超出于动物社会的……最后一步就是:他理解到(不管是多麽模糊地)他才是大自然的目的,大地之上所生存着的,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在这方面可以和他相匹敌。”

北极熊面对融化的冰川,只能无语泪流,因为无处诉说!峰按。
康德根据《圣经·创世纪》中上帝用兽皮为亚当夏娃做衣服这一情节,发挥道:“当他(人类)第一次向羊说:‘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赐给你,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并且把它揭下来穿在自己的身上;这时候,他就具备了使他的本性可以超出一切动物之上的一种特权,他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和自己同类的被造物,而只把它们看作是由他任意支配以达到自己所喜爱的目标的手段和工具。”(《人类历史起源臆测》,《历史理性批判文集》65-66页,商务印书馆1997)
这是第一篇宣扬人类奴役自然万物的生物帝国主义宣言。
西方殖民者正是在这种邪恶世界观的鼓舞下,大肆屠杀劫掠“无理性的”非西方民族以“迫使他们自由”的!
藏羚羊的偷猎者们,也是这样对血泊中的无辜生命说:“你们的皮,不是大自然赐给你们的,而是赐给我们,让我们从你们身上生割活剥下来的!”
西方启蒙主义世界观是在“人道”外衣掩饰下的、逐渐抛弃一切生命良知与美德、丧尽一切天良、违反天地万物之道的邪恶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带给世界的,是无穷的祸患与灾难。

文明势必被淹没,此局势亦已无可挽回!峰按。
毫不奇怪,康德的历史哲学以“臆测”开始,而以“忧伤”、“恐惧”和“死亡”告终:“在他(人类)和那片想象的福地之间,盘踞着永不止息而又不可抗拒地驱使他身上能量获得发挥的理性;……它要驱使他非常耐心地去把自己所憎恶的那种艰辛加之于自身,去追求他自己所不屑的种种廉价装饰品,并且关怀着他目前更其害怕丧失掉的那一切身外之物,而忘却了他所(真正)恐惧的死亡本身。”(同上67页)
脆弱的、算计不休的理性,必然发展为驱使人生陷入忧患丛生、奔忙不止、舍本逐末的悲惨境地而不能自拔。现代文明以虚妄的“理性”开端,而以舍本逐末、欲罢不能的“非理性”的病态、荒诞、疯狂、死亡与灭绝而告终。
究极而论,人类的基本天性是理智、情感和意志的完整统一体,其中情感和意志更具根本性,是决定理智的核心力量。有见于此,古老的东方世界观,尤其是中国世界观,最推崇以道德秩序和精神涵养治理人的情感和意志,所谓“正心诚意”,如此“万物得正,良知确立”,才能“修、齐、治、平”,建立稳定、和谐而繁荣的社会(《大学》);

西方世界观则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以理智为根本,总企图用理智控制人的情感和意志,因此迷信理性知识和法律制裁,而将社会协调人类情感与意志的利器付之宗教,这种舍本逐末的世界观,历经希腊民主制、贵族制、罗马元首制、独裁制、中世纪基督教会制、近代君主制与民主制等各种政治社会形态,最终皆以失败告终。
西方人自柏拉图以来已经意识到外在世界的虚幻性,但却一直不能节制自身对外在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这也历史地证明了理性控制情欲的失败,证明了古典中国的伟大历史智慧:每个陷入深刻道德危机的社会,必然因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人类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侵夺而趋于灭亡。
观之当代,中国儒家历史哲学在人类层面和生态层面上,都是毫厘不爽的——
正是由于传统世界观的颓败,丧失了外在约束的现代人,疯狂地追逐物质利益,而招致了自身的道德死亡与生态灭绝。

被焦虑所照亮的双眸!峰按。
麦金太尔曾区分人类实践活动的“外在利益”和“内在利益”,权势、地位、金钱等是前者;
实践过程本身的卓越、内心的充实、对生活意义的领悟等等,是后者。他称后者为“德性”。
现代人把全部生活目标和实践目的都锁定在前者上,以为金钱权势就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因此完全忽略了“内在利益”,丧失了“德性”。他指出:现代性诞生的关键时刻,就是生产走出了家庭,为非人格的资本服务。
人为了维持自身的生物性生存,不得不为机构化、体制化了的贪欲(资本利润)服务,充当大生产流水线上的劳动工具,因此无法从这种机械劳动中获得“内在利益”。
现代分工基础上的职业道德与角色道德把人的生活切割为碎片,作为生活整体的德性已无法存在,现代自我什麽都不是,仅仅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架”。
伴随德性一起破碎的,是传统。麦金太尔深刻地指出: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就是对这一传统内全部实践活动的内在利益(即德性)的持续论证。个人生活于其中,发现自己是历史的一部分,而非朝生暮死的“蜉蝣生物”。
在道德传统的支撑下,人们结成家庭、氏族、国家等社会共同体。而在全面功利化、实用化的现代社会,由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社会共同体不过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竞技场,全部人类生活因此丧失价值、意义和尊严,陷入彻底的黑暗。
人的道德生命的死亡,是万物自然生命死亡的前奏门佳慧。

遭遇惨败的启蒙主义及其现代文明。峰按。
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的中文版序言中简洁地概括到:“西方历史的关键性一步是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鼓舞下,企图发现一套合乎理性而又公正的道德原则。……《德性之后》的一个中心论题是:发现这类(为启蒙主义所系统提出的)原则的运动已经决定性地失败了,认识到这一点的时代也已经到来。”
他殷切寄望于中国读者,“因为你们有自己的文化立场和道德经验的历史。”许多西方学者越来越抱同样的看法。

中国人的觉醒,是全球文明起死回生的关键!峰按夏日情人。
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中译本序中说:“我知道,中国在科学和哲学上拥有她自己的丰富遗产,她的遗产有很多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去建立与自然的新关系。……像中国这样一个没有比她更广阔和更古老的国家,在那里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新事物,而是不断地急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因此,从最深远的角度上说,我们全都得去重新思考和重新检验我们的文化传统。”
反思西方世界观,褒扬中国世界观固有的生态智慧,以救济目前迫在眉睫的全球生态危机与文明危机,正是本书的努力方向。在这种反思、批判、重新检验与诠释中,你会体悟出外在现象之流中永生不息的宇宙道体(大生命)的伟大,人类生活的庄严之美、道德之美、和谐之美。
这种美,超越了外在的华丽,是麦金太尔所说的人类实践的“外在利益”之上的“内在利益”,也就是2000多年前亚圣孟子所说的“人爵”与“天爵”之分:爵者,尊也,贵也;人爵是功名利禄等外在物质成就,而天爵则是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之内在精神成就:“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
仁义忠信,天(道)之所赐(命)也,人生之尊严、之高贵也;天之道也生生,故人之道也仁爱;天之道也博大深厚,故人之道也仁义忠厚。在天曰道,在人曰德,合而为道德,显而为秩序,凝而为传统,明而为智慧,“德义所尊,自然之贵也”(朱熹:《四书集注》)。
孟子思想直承孔子而来,“性近习远”乃一切社会共同体兴衰之奥秘,人之良善天性(“性”,天性)若不以道德秩序规范之、道德传统熏陶之、道德实践(“习”,修习)淬炼之,则必流荡失守、诈伪蜂起,举世汹汹,无有宁日!

天道自然,不容摧残!峰按。
中国人尊“自然”为“天”,天者,无上高远、无穷深厚之义,它是宇宙的终极实体,也是世间万物的永恒秩序,因此又称“道”。“天”恒与“地”并举,而人挺立天地之间,尊崇广大之天德,仿效博厚之地德,修仁德以配天地,自爱爱人、博爱万物,成就天、地、人的伟大和谐。很显然,这样一种世界观是无法从西方文化中找到的名犬图片大全。
尊奉自然而不以人为活动破坏它,这种在自然万物间保持生态良知和生命美德的世界观,只能建立在生命主义的深厚信仰之中,这是我所谓的“诗意神秘主义”精神信念的核心,这种精神信念,无论是在西方古代,还是在业已失败的现代文明中都是难以发现的。
重建孔子国度,须清洗启蒙独断思维,再造中国本土智慧!

人道居天地宇宙之“中”,云龙翱翔其上,日月星光遍洒其上,伏羲、尧舜以之测量天文、历法、物候、星象、节气,百物之生,因此而“华”美、而繁盛,圣贤‘表’以出之,表者,游表、表木、立杆之谓也,故称华表。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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