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国:中国人的家园(17)古典宪政体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清风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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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国:中国人的家园(17) 古典宪政体系的社会经济基础-清风庐
舞雩清风2018初夏系列
西周人文突破之四:
古典宪政体系的社会经济基础
——孔子国:中国人的家园(17)
毛峰

华夏礼仪以三巡为恭敬、郑重,《泰誓》亦含上中下三篇。《泰誓》中篇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简洁深邃地概括揭示了天意与民意之间本质同一、密不可分的关系:
天道浑沦莫测,福祸赏罚一时或难明;人民视听锐利,善恶分毫不爽;苍天神意,无需妄测,只需以人民之好恶为定夺父老乡亲简谱,则天下无不治理、神意无不贯彻也:西周伟大的人道主义信念,其遥遥超越全球公元前10世纪以降全球各古典文明之宗教黩神与军事黩武主义,观此可谓纤毫毕现也!
《泰誓》下篇引述周之前代——炎黄尧舜时代先贤名句:“古人有言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2],意谓:抚恤恩宠人民的,可为君王(后);暴虐残害人民的,则是举世之仇敌,人民有权废弃、讨伐之!观此古语,可知华夏先民之刚烈正义,盖渊源于华夏民主制教化之深广博大也。
准此亦可知,西周人道主义的伟大观念,并非新创,而是承袭自周代之前炎黄尧舜华夏民主制的一贯宗旨。

武王据此痛斥殷纣“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3]之说荒谬绝伦:依照华夏民主制之根本精神、宪法原则,天命在民,天子必须敬天保民、推行仁政炭烤乳羊,王志千才能获得诸侯、群臣、万民的拥戴,才能暂时拥有万民赋予的、受万民监督的“代天统治的神圣使命”,即天命。
殷纣自以为拥有不易之天命,因此可以肆意暴虐百姓,所以早就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武王称呼殷纣为“独夫受”,宣告其“自绝于天,结怨于民”[4]的诸多罪行,亦宣告了周人“恭行天罚”[5]的合理性与正义性。准此更可知,当代许多学者,将西方君权神授观念胡乱套用到华夏文明身上,妄断中华古典文明为“封建君主专制”之说为不学无术之尤也贾诩论战!

华夏文明之所以实行民主制,无论尧舜大同推举制,还是夏商周联邦王制,除了文明观念上的普世主义信仰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城邦农耕工商经济,需要大批人口作为劳动力资源,因此,城邦统治者内向者优势,无论各城邦(诸侯)推举的共主(天子),还是诸侯、群臣,都有固定的王畿、封国、采邑,即:所封土地、人口作为固定的经济资源,构成文明传播的基本条件:

华夏文明之所以力主仁政爱民、力行联邦民主、力推怀柔蛮夷、力戒黩武黩神、残暴百姓,这一系列基本国策的经济学、社会学涵义,都渊源于一点——安抚、吸纳本邦以及外邦的一切劳动力,以便在固定的农耕土地上,从事稳定和谐的农业生产和工商活动!
天子、诸侯均称“王”,王者往也,即其制度、国策,能吸纳一切渴望安定生活的农民、牧民、工匠、商人,使之自动归附也。天子所受封之邦国,称“王畿”,内含土地、人民,是天子朝廷、中央政府财用之主要来源;
诸侯受天子封,对天子称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以尊天子;对受封国人民则称王,以安抚城邦内人民并吸附外来移民,诸侯对天子纳贡,可自行征收赋税。天子、诸侯各自有朝廷、有群臣、有卿士,这一天子、诸侯之华夏二元政治经济结构,奠定了华夏民主制一系列分权制衡的宪法基础。

对照阅读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李维《罗马建城史》等西方史学名著可知:希腊罗马城邦的主要财政资源来自对外劫掠和对内强制奴隶劳动xhero,其城邦主要青壮人口自幼即习武并应征参军,城邦财富主要来自对外战争的掠夺,少量来自私人海外贸易,希腊罗马士兵、将领常年征战,甚至来不及谈情说爱,遂有海伦被劫、萨宾妇女被劫触发大战等很多传说与历史纪录,

稳定有序、内外平等的财税制度等民事治理体系根本无暇建立,被西方启蒙史家艳称的“希腊城邦民主”之内部无序与外部歧视,更是导致其文明灭亡的主因,与华夏民主制之稳定协调、公平有序,断乎难与比肩也!
周武王率诸侯兵逼近商都城外牧野,武王乃有《牧誓》以宣告天下:“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6]。
由此可知:周人已将西北蛮夷卢、彭之人,西南巴蜀蛮夷羌、髳之人,江汉蛮夷庸、濮之人等少数部族,一律予以吸纳收附、麾下听令,西周文明之扩大,不仅内含八百城邦诸侯的归附,还吸纳了外来少数部族以扩充军力,真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势力空前雄厚;

而殷纣却紊乱天子、诸侯之王朝定制,肆意收留四方诸侯国内的众多畏罪逋逃之人,而且任命这些逃离各国耕种纳赋义务的罪人为大夫卿士,丧失人口就是丧失耕作土地的劳力,畏罪逋逃、不纳赋税,八百诸侯焉能不怒!殷周鼎革之际,人心向背已昭然:华夏民主制之天子、诸侯分权制衡不容紊乱也!
周人、诸侯之联军,面对殷纣发兵七十万之众以负隅顽抗,毫无畏惧却信心满满:“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7]
意谓:殷纣纵有亿兆之众,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些“夷人”虽多,却“执心用德不同”[8],即心思、德行、声威一团散乱,乃“乌合之众”,所以不堪一击!

观此可知:华夏文明将“夷人”视为“离心离德、心德散乱、依附暴君”的奸佞之人四方藤,即依据道德行为判定华夷之别,而不是依据种族、生活方式之不同而判定也。
在武王麾下讨伐殷纣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不被视为“夷人”,而依附殷纣残暴之少数愚昧百姓,尽管祖居中原,却才被视为“夷人”:华夏文明之严于道德之判断、宽于种族之差异,故而日益扩大、绵延不绝也!
孔安国训释“夷人”为“平人,凡人也,虽多而执德用心不同”[9],可谓妙解:
大抵平凡之人,庸庸碌碌,无独立判断能力,最爱同流合污,“夷”即“平”也,亦即孟子所谓“泯然众人”之谓也。

准此亦可推知,华夷之别的精妙涵义:华者采也,夏者大也,华夏文明能博大人生、使人类文明优美灿烂,大有可观,其敬天保民之宪政制度,妙和人神之文明传播地铁兄弟,在道德秩序、文明传播上可资效法、值得推尊;蛮夷之政,惟以财物占有、利欲满足、权欲炫耀天作凉缘,犹如今日全球文明,区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唯一宗旨,粗鄙浅陋,在道德秩序、文明传播上十分平易,无甚可观可采者也。

如今全球深陷生态、社会、人文多重危机而无由自拔,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年10月最新统计数据蜀绣董贞,全球饥饿人口占总人口六分之一、高达10亿以上,淡水、粮食等基本资源的匮乏触目惊心,海平面的上升将在未来10余年内淹没许多低海拔国家以及人类文明最繁荣的大部分地区,
而各国政治却仍一味自私苟且、党同伐异;各国企业更肆意欺诈、损人利己,造成经济危机、贫富悬殊和全球污染;各国传媒恶性膨胀、混淆视听,文化工业鄙俗不堪;各种职务犯罪、刑事犯罪激增,监狱人满为患;各种人祸引发的生态天灾更是频繁发作漓江的水,惨绝人寰!

值此全球道德空虚之世,即使民间有勇于担当全球责任的道德领袖,亦无法浮出公众视线并冲破各国政治、商业操纵评奖之高墙,全球文明之泥足深陷、危机重重,率先从原本地位崇高的诺贝尔奖评选机制上暴露出来,

从奥运会等全球赛事的兴奋剂丑闻,到全运会之黑箱操控评分,再到各大学、公务员录取黑幕,各种评选、评价、录取之贪腐黑幕层出不穷,这一切不啻宣告:曾乐观预言人类将统治地球的近代启蒙主义-自由主义论述、曾数度主导近代世界文明的“欧洲人文价值”,已陷入破绽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深刻崩解状态。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以及汤因比《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等名家巨著,毅然宣告这一不可逆转之历史趋势,可谓特具先见之英明卓识也。
中国人素有“富不过三代”之说,观之全球近代史,可谓若合符节也。近代西方人凭借殖民扩张、全球贸易和工业革命称霸全球,第一代富裕阶层孕育了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近代文化;
无奈摆脱了中古“黩神主义”的西方各国,无从摆脱远绍于希腊罗马的“黩武主义”,酿成欧洲各民族国家间旷日持久的战争、阶级分裂与内外冲突,最终演化为全球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各种局部战争、流血冲突与种族清洗;

第二代富裕阶层虽培育出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现代主义文化,自身却在数次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中大伤元气;二战后尤其是“信息革命”之后,第三代富裕阶层即“新中产阶级”(白领阶层)大多伴随“婴儿潮”出生,这批人奉财富、权力、时尚与新科技为唯一价值,深受文化工业的观念局限,根本丧失文化创造力与培育能力,亦无能力欣赏精英文化,只能以大众波普文化为唯一消遣,如今在全球金融危机与生态-社会危机中也日渐沉沦了。
人类的一线光明,在中华道德人文主义复兴,在中华古典人文主义与曾经鼓舞全世界的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的互补、共进,在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统秩序的重建伟业中!

五行运转不息。峰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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