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之诗与诗论陈爱中--此刻的诗意如瀑亦如云-清谷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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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张之诗与诗论 陈爱中||此刻的诗意如瀑亦如云-清谷阳台

陈爱中,1976年出生,山东曹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此文刊载于《关东学刊》2017年第8期。

初次识见子张老师,是在2016年暑期的南开大学,罗振亚教授主持召开的“穆旦与百年中国新诗”的研讨会上。是日酷暑,汗浸衣衫,他做大会主持人,依然是张弛有度,从容不迫,娓娓道来,颇有谦谦君子之风碎铜茶。他对穆旦诗歌有着重要的论述,写于2004年的《20世纪40年代批评视野中的穆旦》是新世纪以来关于穆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当时代的批评来重现昔日穆旦诗歌的样貌,较为全面而细致地整理了闻一多、王佐良、周珏良、唐湜等伴随穆旦诗歌创作的学人评述,尤其是发现了吴小如在1947年发表于天津《益世报》的那篇《读<穆旦诗集>》,对于全面研究穆旦的诗,有史料价值。第二次见面是在2016年深秋的东南大学,王珂教授主持召开的“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上,有幸作为会议点评人,细读了他的那篇短小精悍的会议发言,其中对于“现代汉诗”取代“新诗”作为上世纪初以来汉语诗歌命名的质疑,提出警醒之言,“我理解的现代汉诗就是现代的或现在的汉语诗歌,它的基本内涵不超出‘新诗’的基本内涵,这也就是说,所谓现代的汉语诗,仍然是区别于传统旧诗的新诗,其主要诗体特征仍然是非定形自由诗。除了诗体上的‘定形化’,它有着一切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就体现在它与现代精神、与现代汉语、与现代文体、与现代人及现代国家的种种关联之中,但这种可能性只能是自然生成的,而不是理论家先入为主预先设计、预先规定出来由诗人们按规定动作操练的。‘现代汉诗’只能从每一个诗歌写作的个体求之。”显然,这是中肯而又符合新诗创作与批评现实关系的论断,为尚未成熟的新诗批评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主张。
子张是山东人,“齐鲁之间於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其老友傅国涌有艳羡之词,“总觉得他是一杯清茶,几句小诗,一副与花草诗书为伍的闲散样子。他说话永远慢条斯理、不急不忙的,过的正是现代人艳羡的慢生活。与他一起出门看山看水,喝茶闲聊,总是感到放松、悠闲也踏实,生活的脚步仿佛跟着他就会突然放慢。”他的诗歌研究和诗歌创作起步于向来为文化厚土的泰山脚下,并在长期和文学圈的诸如冰心、袁忠岳、朱德发、丁帆等大学者的“雅集”中,养成了诗性人生,这表现在评诗——有专著《历史?生命?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或者写诗——有诗集《此刻》(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年)面世。这让我明白,在强调身份界限的现代知识分子认同中,子张是一位写诗歌文章的人。所谓“文章尔雅,训词深厚”,其人其文其诗,自成一格。


阅读《历史?生命?诗》,凡五卷,分别为“新诗史论”、“民国诗人论稿”、“归来者论稿”、“续归来者论稿”和“当代诗人论”。其中,既有抽象、宏观的诗歌史论述,比如“1949-1978年的大陆诗歌”、“困境与突围——蔡其矫‘反右’后和‘文革’时期的诗歌写作及其文学史意义”等,也有具体细微的诗人论,如“论作为现代诗人的李广田”、“风雨忧患六十年——吕剑其人其诗”等。总体来看,诗人论的篇幅要远大于诗歌史的篇幅,这是符合上述“‘现代汉诗’只能从每一个诗歌写作的个体求之”的批评论断的,从个案的研究出发,由点到面。因此说,子张的诗论是认真做过“田野”调查的,在结论的得出上,慎之又慎。今天的诗歌史知道,蔡其矫诗歌的创作生命长达一个甲子有余,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到2007年去世。可以说几乎参与到1949年以来历次重要的诗歌思潮,他的诗歌创作和活动对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新诗生长的意义,重要性不言自明,没有他,也许朦胧诗会以另一种方式登场。作为个案,其创作历程本身就具有诗歌史的意义。子张用近50页的篇幅,3篇宏论,从友人书信、创作年表、诗歌史梳理等方面,全面而详细地对蔡其矫的诗歌创作活动做考察,具体而微之处有教科书式的清晰,亦有忠实的数据陈列,但却没有多少篇幅用于对其诗作历史功绩做结论性的断言。这颇让人意外,一般来说,斯人已逝,大可盖棺定论。文章算得上有溢美之词的,大致有两处,一处是如此说的,“我认为,无论是‘乡土诗’‘咏怀诗’,还是‘现代讽喻诗’和‘情诗’,都是蔡其矫以一颗‘大爱’之心,熔铸了自己的生命和理想,奉献给那个特殊年代的独一无二的创作珍品。这些诗章以厚重的内涵和精湛的艺术延续了20世纪中国诗歌的生命,而又推进了它的发展,使它的历史最终没有中断于封建主义回潮的时代,从而改变了它面临绝境的命运。当然,在那个时代坚持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的并不只有蔡其矫,但无疑,蔡其矫是其中最优秀、最富有魅力的一位。”(《困境与突围》《历史生命诗》第221页)另一处是这样的,“蔡其矫的‘新时期’是他个人生命的老年,却也是他诗歌艺术的巅峰阶段,蔡其矫对汉语现代诗的独特贡献将使他成为20世纪后半段最重要的中国诗人之一。”(《用男性的欢乐拥抱大地——诗人蔡其矫在“新时期”的远游生活与诗歌写作》《历史生命诗第239页》)两段论述虽然用了“最优秀、最富有魅力、最重要”的激赏性词汇,但其中崇仰之情的情感厚度远大于理性定论的分析性力量,无论是阐释的充分程度还是逻辑论争的合理性,这和文章里对蔡其矫创作状况的考证性梳理都是不“相协调”的,这种重事实呈现而相对弱化主观评述的诗论,更多的是让事实呈现结论,而非作者长篇大论的诉说,相对于学术文章常走“偏锋”的锐利与深刻性路途,对研究对象来说显然更有力量。作为学术习惯,这种学术思路同样延伸到了《唐湜早期文学活动考释》一文,该文通过对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唐湜早期文学活动的详细梳理,对其文学活动做了准备期和自觉期的划分,并详述其每个阶段的文学活动,指出其诗歌《英雄的草原》在史诗体裁构架上的实验性,重点考察作为新诗理论家的唐湜的意义,“他的成就和意义,首先是与《诗创造》特别是《中国新诗》的成就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这两个新诗刊物重要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唐湜以兼职编辑身份先为《诗创造》组织了‘诗论专号’,后为《中国新诗》撰写了‘卷首’《我们呼唤》,相当于发刊词。”众所周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20世纪40年代新诗“才子才女”们发表诗作的代表性阵地,以至于后来的“九叶诗派”也被称为“中国新诗派”写入教科书里。子张的这种论述实际上将唐湜置于“九叶诗派”的理论预设者的高度,一如闻一多对于新月诗歌的作用,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对唐湜诗歌贡献的最高评价,而且是言必有据。进一步说,唐湜对“20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现象进行的开拓性、发现性评介,辛笛、郑敏、莫洛、汪曾祺后来成为占现代文学一席地的重要作家和诗人花魁的玩物,而对他们的首次专文评论都是唐湜所为,这些评论至今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唐湜的这种发现者身份,和钱玄同为胡适的《尝试集》作长篇序言、茅盾写《徐志摩论》、谢冕和孙绍振对朦胧诗的推介一样,彰显批评在特殊场域下的阐释性意义,唐湜理论家的身份让其接续汉语新诗创作与批评的良好互动传统的同时,在诗歌思潮、文本剖析、诗人论等方面的突出贡献得以凸显。尽管子张在文章结尾处说,刻意降低研究的重要性,“本文的重心不在于对唐湜20世纪40年代文学文本的细读或分析,而意在对其当时的文学活动历程做出较为清晰的勾勒和考释,因此它只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但毫无疑问,文章本身透出的信息量要远大于这个简单的结论,并在关于唐湜和“九叶诗派”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生命?诗》的整体布局来看,子张的诗论并不拘泥于分析哲学的牢笼,并不一定要追求评论的体系化和过于严谨的逻辑推理,而更倾向于印象式的评论。相对于三段论式的学术论文书写方式,优秀的印象式评论需要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和熟稔的语言表述积累,以及深入研究对象的真诚态度。子张的诗论,从悲剧情景的营造来释读牛汉的《温泉》是悲悯所致的同理心,所以有“牛汉的诗,是在烧焦的大地上重新萌芽的树桩,是在高原的烈风中从容前行的驼铃,是蒸腾到天空化为彩虹的血液,是囚禁于地狱深处的人子的歌声”这样情感充沛洋溢的形容语句;以散点透视的方式去论述木心的诗集,在近乎平行视野中论述木心的《我纷纷的情欲》、《伪所罗门书——不期然而然的个人成长史》、《西班牙三棵树》、《云雀叫了一整天》、《巴珑》和《诗经演》。其阐释方式同样是客观呈现的,从每一本诗集的基本出版情况出发,然后选择一个基于自我阅读兴趣的一个角度进行切入,比如对于《我纷纷的情欲》用的是“诗体”和“宁静之感”的意境来统摄选篇,然后就是该诗集代表性诗篇的呈现,这种思路看似平常,但惊奇之处在于,子张以摘录的方式让诗篇直接呈现在文章中,几乎不加评语,将个人的审美意趣潜隐文本的背后,如此写作着实和有着强烈“诉说癖”的洋洋长文迥然有别,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之处,亦能扰动波纹荡漾,很合木心诗歌的随意性情。这也似乎就是山东师范大学著名诗人、作家袁忠岳先生对子张诗论的评语,子张“生性沉静,甘于寂寞,喜欢用一种闲适的心情来做学问,采诗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就阅读经验来说,直觉告诉我,子张不是先验的诗人,那种属于诗歌的过人天赋在这里并没有多少痕迹。能够成就其诗歌的,应该是丰富而多元的生活经验本身,与生活打交道,直接呈现思想本来的样子,不去刻意遵循诗歌概念的样子做修饰,或者说他的诗并没有受外界多少的影响。因此,子张的诗并没有苛求清晰的文体界限,既有自由体的所谓新诗,也有“新五言诗组”体现的旧诗声韵,还有“沐浴缤纷的落叶”这样的长诗尝试。这种看似驳杂的文体景观,统一在子张的创作中,恰恰映现了20世纪以来汉语诗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尴尬景象。当新诗的革新者胡适们以对立的姿态,以新必然代替旧的进化论观念,试图用新诗取代旧诗成为汉语诗歌的主流样态。今天看来,这种相对忽略诗歌演变复杂性的做法只能是一厢情愿,新诗不仅没有获得旧诗曾经的荣光,同样也无法遮蔽旧体诗在抒发性情上,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就目前来看,这种分野依然故我,虽然有些杂志比如《扬子江诗刊》、《岁月》、《北方文学》等开始尝试刊登旧体诗,但在诸如评奖、诗会等公共空间的诗歌行为中,旧体诗依然是局外人,徐砺寒新诗和旧诗依然没有超越形式上的分野,在诗性质素上寻求同一。在塑造诗性表达的过程,现代汉语为诗歌提供的表述可能性没有建立起统摄两种诗歌观念的核心质素,这不能不说是目前汉语诗歌创作和批评的一个遗憾。子张的写作在提醒着一个事实,如果抛弃掉抽象概念的束缚,直视内心和生活的诗意需求,那种来自生命本身的对善、美等伦理情感的涌动,应该是能超越文体技巧界限,并最终实现新旧诗相同一的一种可能性。
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诗歌始终来源于生命内在的需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所谓“知人论诗”,读其书,颂其诗,然后知其人。“如今,写诗,于我而言,久已由一种喜好变成了积习,就如饮闲茶、翻旧书、享野趣一样。”和诗论一样,子张在诗集《此刻》序言中对诗的真诚融化到生命的深处,并不露痕迹地混同在日常生活里,诗如人生波峰焊技术员,人生自然如诗。《此刻》的出版,可以看做一种隐喻,此刻是诗,便处处是诗,并不刻意去期待远方和别处。
子张的诗,笔调是闲适的,题材是自由的。信马由缰处,可以在腊梅的清香中,偶得峰回路转的豁然开朗(《腊梅香》),亦可以在韭菜花的时空变幻中触摸年少情怀,“新鲜的韭菜花/也是十五岁那年/用白豆腐蘸着吃的/韭菜花呀”(《韭菜花》);可以让日常之见有哲思之美,“听说/他们还在下雪/纷纷地/纷纷地/而我的花/也还在花花地/开着//我注目于你的哲学白/而恋着我文学的花衣裳//你呢”,叙述人称之间的转换,让日常的对话穿越于想象力的时空交错,雪的哲思与文学的感性交互相映,最终汇聚到疑问的轻倩,恰如千叶拈花,举重若轻,于细微处见大世界;一般来说,闲适格调的养成,其凝视的焦点多元而包容的,无论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喝茶饮酒,都可入诗。思绪遍及之处,或者写现世的“噪音”,“传媒的高音,/拥挤的人群”(《噪音太多》),或者是蜜蜂与花的勤勉和希冀(《蜜蜂与花》),或者是仰天长问,“就算是长空缀满了星星/湖上漂满了珍珠/谁相信婴儿会停止哭泣/诗人便不再孤独?”(《天问》)。
如果说,“美的生活就是伦理上善的生活”(理查德·罗蒂),那么,子张诗里彰显出来的施与之爱,很好地诠释了人伦至善的境界。施与之爱是蓝色湖面上的静穆之美爱啦啦 海楠,“有耕种必定赢得丰稔,/通过施与获得恒久的生存:/湖水宁静,心灵宁静,/还有远处的长堤、山峦和树林。”(《天地之间的蓝色湖面上》)如此,都能够在诗意的湖面上,荡起波纹。子张对世纪老人巴金的由衷敬意,“即使被人称颂的贤者/也难免最后归于虚静/惟有烛照他人的意志/才幽灵一般随风流转”,“在黄昏和清晨衔接的地带/手杖化生为一叶渡船……”,很好地写出了作家之外的巴金,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的“良心”的历史定评,“渡船”是为渡己更为渡人,手杖支撑的是更为广博的人伦天空(《手杖——题巴金近照》)。他所关注的冰心也是“文章和稿费都送给别人/苍老的时间也觉得羞愧/面对一颗没有皱纹的心/呵,智慧的和风思想的水晶/仁爱的彤云世纪的玫瑰”(《意志的风景——赠冰心先生》),从人格至善的角度,道出另一个冰心的面影,超越简单的童心和单纯的母爱之后的仁爱之美。他所寄寓的北岛,“一位孤独的旅人/漫步于黄昏的野渡”,“渡我/也渡那位疲惫的旅人”(《寄北岛》),以象征的方式,道出北岛的诗曾经对饱经时局沧桑的一代人的影响,寄寓生活上的期望、情感上的安慰和境遇上的谅解恐怖废墟2。这种善还体现在数量不菲的讥刺诗上,比如讽刺无耻文人,“每天是春天,/一切都逢迎,/骂别人无耻,/自己最无行”(《文人太骚》),嘲笑假诗情,“心情和表情/让媒体着迷/用诗歌赚取/生命的虚荣”(《诗情太假》)等等。
对于诗来说,充沛的想象力是联系物象与心像,进而形成优秀诗篇的重要能力。自然,这注定让说理或者说警句远离诗歌,依靠丰富象征的意象之间的各种结构关系,在创作与阅读的不同时空里,呈现瞬时而复杂的意义系统。在诗意信息传达和接受的过程中,诗歌基于想象力所组成的召唤结构,让阅读的参与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小说、戏剧甚至是散文等文体所不具有的特质。这一点,甚至被康德界定为是否为美的关键环节,“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我们不是把表象通过知性联系着客体来认识,而是通过想像力(也许是与知性结合着的)而与主体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康德:《判断力批判》)显然,子张的诗是有这种想象力的信步造句,能够捕捉到陌生意象之间的系接,生发新鲜的意义。比如将“光与论文”联系起来,从“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也就有了光”的自然顺意人生,如何被职业谋生诉求的论文所打扰,“论文它还是来了/内心的光/就此有些暗淡了”(《光与论文》),写人生的异化与初衷的背离,终极生存与现实窘境的对照。写“鱼”,通篇不见鱼,用划过秋水的流线轨迹来写时间悄无声息的流逝,鱼翔浅底,犹如鸟声唱响森林,在生存姿态上是一致的,“像森林的鸟声/古老又新鲜/在旋转的舞池外/怀抱自己的航船”,而航船的譬喻又将这种从鱼到鸟的孤独感豁然显现,增益了诗篇的意义复杂性。在《I love you》中,用语词谐音的经验来写素朴的爱情,用“俺莱芜也有”的语音来释义“I love you”的意义所指,并进而从英文语境过渡到莱芜方言的情感表达方式,用日常生活中的姜、蒜来寄寓“暖心又暖胃”的从不“装蒜”的踏实爱情,诙谐、幽默。
是不是可以说,阅读子张的诗论与诗,可见真的人,并在城市文明病的焦虑中,重新反视生命与生活的意义,如他一样“诗意地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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