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贵州省的实证调查【小虾走起】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与婚姻挤压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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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贵州省的实证调查 【小虾走起】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与婚姻挤压研究-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Research on economic capital and marriage extrusion of young migrant workers in Ethnic Area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based on Guizhou Province
【作者简介】李致江,男,河南安阳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摘要】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所遭受的婚姻挤压与其本身所具备的经济资本有一定的逻辑关系。通过对贵州省 288 名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表明,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婚姻挤压较为严重,并且受经济资本的显著影响密谍。在该群体寻找配偶过程中,对自我感知择偶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为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分别为住房、消费与交通工具;对遭受挫程度有显著影响的是收入、住房和工作状况。因此,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逐步改善青年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是解决该群体婚姻挤压的关键。
【关键词】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经济资本;婚姻挤压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我国广大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较快发展。作为劳动力市场上主力军的青年农民工为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与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是,受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与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青年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子女入学、住房、医疗和教育等方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于此,理论界、政府与社会也对以上问题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和关注。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大家都将关注和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工资拖欠、子女入学、社会保障与市民化等问题的同时,却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近年来青年农民工群体所面临的越来越严峻的婚姻挤压形势。研究表明: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到的婚姻挤压程度远远大于中东部地区的青年农民工。在我国人口流动的巨大浪潮下,边远落后的民族地区青年女性也逐渐选择到东中部城市务工向世界出发,受择偶梯度原则的影响,民族地区女性的婚姻对象更倾向于条件更好的东中部地区的青年农民工或城市居民。由于缺乏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源,作为边缘性弱势群体的民族地区的青年农民工就成为了婚姻挤压问题的最终承担者。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婚姻又是组成家庭的主要途径。能否顺利结婚进而组成家庭不仅对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心理平衡、情感慰藉、自身养老等都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人口再生产甚至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和谐都至关重要。从现实看,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到的婚姻挤压主要源于该群体自身经济资本的缺乏。因此,加快民族地区宏观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与健全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引导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围绕民族文化就业创业、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等措施对于提高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从而解决该群体所面临的婚姻挤压有着积极作用。基于此,对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与经济资本的相关性开展深入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界定
1.因变量: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
本研究中提到的青年农民工,也就是学术界所说的第二代农民工是指 22 岁—35 岁之间进城务工或经商的具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包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和“第一代农民工”夫妇在城市生育的达到就业年龄的在城务工的青年劳动人口两类群体。青年农民工婚姻挤压的具体量化指标操作化如下:
歧视程度:是指青年农民工在寻找配偶过程中遭受的歧视程度,为定序变量。
困难程度:是指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时困难度的自我认知,为定序变量。
受挫程度:是指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过程中被拒绝的次数,为定距变量。
2.自变量: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其中收入、消费、存款为定距变量,住房、交通工具、工作状况为定序变量。
(二)资料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3 年教育部青年课题“新生代农民工婚姻挤压问题研究—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在贵州所做的部分调查,在贵州所做调查以 22 岁—35 岁的男性未婚青年农民工为对象,所有样本均由随机抽样得来。抽样步骤为:先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在贵州省抽取 5 个市州,分别为贵阳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毕节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六盘水市;再分别在这 5 个市州首府所在地按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 4 条街道,最后对所抽取的 20 条街道的所有青年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计发放问卷 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88 份,有效率为 96%。
(三)研究方法
通过利用统计软件 SPSS.19 对本次调查所获得的调查问卷进行处理,从而建立线性回归模型予以分析研究。
三、结果分析
(一)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调查显示:年龄方面:22—26 岁所占比例为 56.6%,27—31 岁的占 22.2%,32—35 岁的占 11.2%;身体状况:身体很好占 20.1%,身体好占 39.2%,一般占 33.4%,不好占 6.3%,很不好占 1%。文化程度方面:接受过初中教育的最多,为 54.5%。其次是高中,占 22.2%。接受过小学教育的所占比例较小,仅有 16%。此外还有 7.3%的青年农民工接受过大专教育;从民族成分来看,汉族占到 60.6%,少数民族占到 39.4%。找工作的途径:朋友或老乡介绍占 48.3%,自己出来找占 44.4%,企业招收占 5.2%,政府组织占 2.1%。职业构成:建筑业占32.3%果酱画,制造业占 20.5%,批发零售业占 5.9%,居民服务与其他服务业占 41.3%;未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的占 38.2%,定居城市的占 30.2%,回乡务工或创业的占 21.9%,老了再回乡的占 5.9%,回乡务农的最少,仅有 3.8%。拖欠或克扣工资情况:经常被拖欠或克扣的占 19.1%,偶尔被拖欠或克扣的占 58.3%,没有被拖欠或克扣的仅占 22.6%。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从来没有签订过的占 26%,偶尔签订过的占 53.1%,经常签订的占 20.8%。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56.3%,偶尔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41.7%,经常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 2.1%。
(二)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状况及其危害
1.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过程中遭受的歧视程度。调查结果表明: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者相亲过程中遭受了较多的歧视。其中,经常遭受歧视的青年农民工占 12.5%,偶尔遭受歧视的青年农民工占 34.7%,选择一般的占 24.7%,很少遭受歧视的青年农民工占 19.4%,没有遭受过歧视的青年农民工仅为 8.7%。在被问到相亲或恋爱过程中遭受歧视的主要原因(限选三项)时,77.8%的青年农民工选择了收入低,64.2%的青年农民工选择了没房,45.8%的青年农民工选择了职业差。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相亲过程中遭受的歧视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进而有可能诱发心理或犯罪问题。
2.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寻找配偶困难度的自我感知。调查显示:青年农民工在寻找配偶过程中自我感知非常困难的占 11.8%,比较困难的占 42.7%,自我感知一般的占 38.5%,比较容易的占 6.3%,非常容易的仅占调查总体的 0.7%,自我感知寻找配偶比较容易和非常容易加起来的比重仅为 8%。这一统计结果充分说明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寻找配偶非常困难。
3.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遭受挫折的程度。数据显示: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相亲的过程中没有被拒绝过的占 12.2%,被拒绝 1—3 次的占 65.6%,被拒绝过 4—7 次占总数的 20.8%,被拒绝 8 次以上的比例为 1.4%。这一分析结果表明,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或相亲过程中都曾遭受过或多或少的拒绝。
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恋爱择偶过程中所遇到的心理歧视、屡次失败正是他们遭受婚姻挤压的现实写照,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一个择偶困境。部分青年农民工很有可能无法顺利找到配偶、组成家庭,最终沦为单身汉—暨人口社会学意义上的光棍。近年来,不断出现并有逐渐壮大趋势的光棍群体也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如贵州省贵阳市的一个名为牌坊村的民族村寨,总人口 2249 人,却有 282 人是光棍汉。民族地区大量光棍群体的出现会对家庭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极大危害。首先造成家庭功能的缺失,传统家庭承担着生育、生活、娱乐、养老等基本功能。光棍群体无法成家导致生育功能的丧失会直接影响该地区人口的再生产,此外,在我国仍依赖“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下,该群体以后的养老问题将变的十分突出。其次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沈醉天,“成家立业”、“造福子孙”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由于无婚可结、无家可成、无子可继,“得过且过”、“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成为了他们的人生信条。光棍群体失去了努力奋斗的力量源泉,生产动力明显不足。最后危害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其中生理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需要,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在我国婚姻是满足人的性需要的唯一合法形式,光棍群体无法通过婚姻来满足自己性的需要,就有可能会通过强奸、通奸、嫖娼、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及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来获得性的满足。此外、刘中一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的大龄未婚者,为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的方式联合起来,以走私、赌博、抢劫、贩毒、绑架、贩卖人口、欺行霸市等为主要生存方式,多具有反社会的性质。
(三)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
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所拥有的经济资本,也称为经济实力,是指个体在婚姻市场上寻找配偶时所能够提供的与金钱和物质有关的各种资源。通常用收入、消费、存款、住房、交通工具等指标来衡量。布迪厄在研究法国贝亚恩地区农民的婚姻策略的过程中,提出了社会场域中的行动者在制定和运用婚姻策略时通常考虑的三个因素,分别是资本、惯习、场域中所处的位置,其中资本是关键。布迪厄在他所著的《实践感》一书中指出婚姻受经济因素支配,婚姻最终要使婚姻交易的双方实现物质和象征资本的最大化。根据布迪厄的观点,个体拥有的资本数量决定着其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在婚姻市场上拥有的资本越多,择偶就越容易实现,反之,就越不容易实现。
从收入来看:月收入介于 0—1500 元的占 3.5%,1500—3000 元的所占比例最大,为 53.8%,3000—4500 元的占 25.7%,4500—6000 元的占 11.8%,6000 元以上的仅为 5.2%。消费方面:月消费介于 0—1000 元的占 30.2%,1000—2000 元的占 53.8%,2000—3000 元所占比例为15%,3000 元以上仅占总数的 1%。存款方面:0—10000 元的所占比最大,为 44.1%,10000 —30000 元的占 35.6%,30000—50000 元的占 14.5%,50000 元以上的占 5.8%。住房方面:农村木或竹房占 28.8%,农村砖房占 67.2%,城市自购房占 4%。交通工具方面:77.4%的家庭拥有电动车或摩托车,仅有 7.6%的家庭拥有汽车。
(四)经济资本与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
本研究通过多元共变的分析方法来探究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经济资本与其遭受的婚姻挤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相应的多元回归模型,具体数据模型见表 1。
通过对表 1 解释模型中数据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对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消费(显著度为.024)、职业状况(显著度为.001)和交通工具(.031)。职业状况的回归系数最高为-.262、其次是消费水平为-.219、再次是交通工具为-.198。数据表明:消费与受歧视程度呈负相关,意味着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消费水平越高,其所受的歧视越少。这有可能说明青年农民工的穿着、日常用品、娱乐等外在的物质消费以及在与女性交往过程中为了体现自己“大方”的消费越高,其遭受到的歧视就越小。职业状况回归系数为负值,意味着青年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越好,所受到的歧视越小。印证了目前女方越来越看重男方的职业状况与发展前景。交通工具的回归系数也为负值,意味着家庭拥有的交通工具的层次越高,遭受到的歧视就越小。这也与目前大多数女性结婚要求男方要有汽车这一现实相吻合大芹山。
2.对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自我认知的困难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收入、存款、住房(其显著度分别为.000、.011 和.035)。从回归系数来看,收入(-.433)与自我感知困难程度呈负相关。说明青年农民工的收入越高爱播播放器,自我感知寻找配偶的困难就越小。存款(-.513)与自我感知困难程度也呈负相关,意味着存款越丰厚的人自我认为寻找配偶的困难越小。这与现今婚姻市场上的彩礼节节攀升有直接关系。阎海军在其《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一书中提到的:按照农村的婚姻习俗,从男方上门提亲、相亲、定亲、彩礼开始,直至婚礼当天,男方婚姻支付共计 15 余万元。这还不算修房子、买家具、家电等开销,如果加上这些,没有 20 余万是结不了婚的。住房(-.398)与自我感知困难程度也呈负相关,意味着家庭住房条件越好,自我感知择偶困难程度越低。
3.对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择偶过程中的受挫程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收入、住房与职业状况。其显著度分别为.008、.043、.022,其回归系数份为-.453、-.613、-.521,均为负值。收入的回归系数为-.453,意味着收入越高的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被女方拒绝的次数越少。住房的回归系数为-.613,意味着家庭住房条件越好的青年农民工相较住房条件差的青年农民工被拒绝的次数更少。职业状况的回归系数为-.521,说明职业状况与受挫程度呈负相关,即职业状况越好的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遭受的失败次数越少。
四、结论与对策
(一)结论
通过对贵州省 288 名青年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可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
1.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婚姻挤压。
调查结果表明;受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尤其是经济资本匮乏的影响,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大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挫折与失败,更有甚者沦为了单身汉。此外,他们在择偶过程中遭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心理歧视,部分还导致了心理疾病的产生。择偶屡次失败的经历与心理遭受的歧视相叠加,容易使该群体形成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有可能导致反社会的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2.经济资本对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婚姻挤压程度均有显著影响。
统计结果表明,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自身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对其遭受的婚姻挤压程度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对青年农民工的受歧视程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有消费、职业状况与交通工具;对青年农民工择偶自我感知困难程度有显著影响的分别是收入、存款和住房;对青年农民工择偶受挫程度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收入、住房和职业状况。
(二)对策
1.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提升青年农民工经济资本的宏观基础。
建国之后,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原则的指导下,为了帮助民族地区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我国先后实施了一系列帮扶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但是,受历史欠账、自然条件、基础设施、人才匮乏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相比仍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以 2014 年人均 GDP 为例:内蒙古(71044)、广西(33090)、贵州(26393)、云南(27264)、西藏(29252)、青海(39633)、宁夏(41834)、新疆(40607)、全国平均水平(46629),除了内蒙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其他民族省份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民族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严重影响着青年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与经济资本的提升。
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首要在改变以往单纯注重经济扶贫的战略选择,党和政府应在充分考虑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础上, 组织相关部门研究制定具有少数民族特色、能够带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自身变革与繁荣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其次,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上不能搞行政命令式的一刀切,而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工则工、宜旅则旅”。此外,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是阻碍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因此,要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多方筹措资金推进民族地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通村油路的建设步伐,加快民族地区农村的通水、通电、通网络的工程建设。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民族地区要想实现后发赶超、转型跨越、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就必须在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互联网+产业。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方面贵州这些年走在了前列,贵州近年来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有利地助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白化病萝莉。据新华网报道:2014 年,贵州以大数据为引领的电子信息产业实现规模总量 1460 亿元,同比增长 62%;电子信息产业投资 230 亿元,增长 225%;大数据信息企业共 1721 家,较 2013 年底增加了 410 家,增长 31%。在“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的引领下,贵州 2014 年 GDP 较去年增长了 10.8%,增速位列全国第二。
2.引导返乡农民工围绕民族传统工艺与民族文化旅游开展就业与创业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少数民族群众在日常的生活与劳作期间创造了大量的具有民族特色与风情的工艺与技术。例如苗族的刺绣与银饰、布依族的蜡染、水族的马尾绣等工艺品都受到国内外游客的青睐。但由于之前大量少数民族青年外出务工,致使有些工艺与技术面临着失传和绝迹的局面。随着西部民族地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的态势逐渐推进以及民族地区近年来自身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倾向于选择回乡就业或创业。调查结果显示,有 21.9%的青年农民工选择回乡就业或创业。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结合本民族的特殊工艺与技术从事就业或创业,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其收入,另一方面还可以保护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的工艺与技艺。此外gmusic,随着近年来民族地区交通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到民族地区体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旅游,因此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优秀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来推动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可以利用自己在外就业或创业过程中积累的资金与经验,在饮食、交通、服务等第三产业领域进行创业,以提高自己的收入。在利用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推动旅游的过程中贵州省的西江苗寨走在了前列。西江苗寨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苗寨,每年都有大量来自国内外的游客来到西江苗寨感受苗族风情、品尝苗族饮食、领略苗族文化。尤其是在每年的“吃新节”、“苗年”和四年一度的“鼓藏节”大批游客来到西江,有利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人们的收入,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3.建立与健全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是提高其收入的主要抓手。
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作为能力剥夺的贫困》中认为:教育作为一种基本能力,其被剥夺与否,是衡量社会是否提供给底层一条改变其命运的通道以及政府的公共政策是否得当的核心所在。更好的基础教育和卫生保健能直接提高生活质量,还能提高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使其免于收入贫困。袁洁仪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情况、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对于提高其收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调查显示,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中从来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56.3%,偶尔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41.7%,经常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仅占2.1%。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首先,加快民族地区职业技术院校体系建设,争取实现每个县有中专院校、每个市州地有大专院校、每个省或自治区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院校。办学过程中应该积极与企业和用工单位实现无缝对接,校企合作、共同办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学有所用,学有所长。其次,对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农民工,政府、企业、教会、社会组织等主体应该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对青年农民工群体开展有效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该群体能够不断提升其职业技能水平,从而实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升、青年农民工收入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等多重目标。
4.完善并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是保障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
李强在其《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指出:中国城市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典型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职业结构都是体力劳动型的,其收入明显低于总体水平,且权益常常得不到保障,农民工都属于非正规就业者。因此,应该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从而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从社会公平角度看,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得到保障边关烽火情,而不应该仅仅保障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调查显示: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群体中经常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占 19.1%,偶尔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占 58.3%,没有被拖欠或克扣工资的仅占22.6%。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从来没有签订过的占26%,偶尔签订过的占53.1%,经常签订的占 20.8%。这都充分说明民族地区青年农民工在城市打工过程中其正当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为此,应该建立青年农民工权益保障的赋权机制,完善青年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条文等,从法律与政策方面明确界定青年农民工应享有的权益;应该建立青年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惩罚机制,这就需要建立起监察执法、惩罚侵权行为的制度与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对侵犯青年农民工权益的主体加大惩罚力度,提高侵权成本。让侵权主体认识到,一旦侵犯青年农民工的相关权益,他们将会受到来自法律、行政、经济、社会信用与道德等方面的惩罚。此外,还要加强执法检查,健全劳动合同管理制度。通过建立工资支付的监控制度与保证金制度,保障青年农民工工资能够足额及时发放。最后,执法部门还应健全对青年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合同管理,劳动就业合同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许多青年农民工失去了维权的最佳工具,无法获得法律救济。因此,劳动执法部门应该经常对青年农民工劳动就业合同签订情况进行检查,对工资报酬、劳动条件、社会保障、休息休假等权利制定出强制性的执行标准,从而更好地保障青年农民工的劳动权益。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2016 年年会“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专题会议论文集。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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