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沿线65国人才质量和投资存量的分析姚威、李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分布与交流开发战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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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沿线65国人才质量和投资存量的分析 姚威、李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分布与交流开发战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文章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804期64-72页
作者简介:姚威,吉林吉林人,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技管理、工程教育、创新管理;李恒,河北邯郸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DOI:10.14138/j.1001-4519.2018.04.006409
摘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迫切需要解决以下问题:沿线国家人才质量究竟如何?如何针对各国不同情况制定相应人才交流开发战略?首先,本文选取Quacquarelli Symonds(QS)、《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THE)于2017年公布的榜单,系统整理沿线65国高校上榜情况,并设计计算人才质量指数(TQI)以对沿线国家人才质量进行测评。同时,引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作为纵坐标,构建“人才-投资”双维度矩阵将沿线国家分为四类,并以教育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为指导,建议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原则分别对四类国家实施“人才本土化”、“人才辐射”、“人才孵育”以及“共轭联动”等差异化的人才交流开发策略。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人才质量;“人才-投资”双维度矩阵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形成开放新格局”的有力体现郑淳元听海,是新时期党中央以“超越博弈,共谋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是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机遇,而投资贸易合作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热点与关键区域,增长势头强劲,具体投资现状如下:截至2015年底,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65国(未含我国)的总投资存量已达1156.8亿美元,同比增长25.1%,占中国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FDI)存量的10.5%,呈现蓬勃发展态势。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8158份,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同比增长36%,表现极为活跃。
2015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行业日趋多元,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能源、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金融业、建筑业等。交通基础设施、信息通信工程与服务、高科技创新则为新兴优势产业,是未来的热点投资领域。
然而,随着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投资持续的攀升,如何提升投资的完成率和盈利率成为亟待解决的战略性问题。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指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完成率仅为67%,远低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企业水平”,国资委研究中心、商务部研究院等联合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可持续发展报告2015》显示,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仅有13%的企业盈利可观,有63%的企业处于基本盈利或暂时亏损状态。除“一带一路”沿线政治风险较高、法律制度不健全、宗教文化差异带来的潜在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之外,对沿线国家人才质量缺乏深入了解以及有效的交流开发策略致使企业难以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也是投资完成率和盈利率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能否得到落实并开花结果的关键是“人”。
教育为体,人才为用。为充分开发利用沿线国家的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以有效提高投资完成率和盈利率,科学分析沿线各国客观真实的人才质量对于我国政府和企业针对性地制定“一带一路”人才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研究设计(一)变量定义和赋值规则
世界大学排名已成为评估高等教育和研究“质量”的重要“计算工具”,大学排名通过对各大学教师、学生、国际化、论文、声誉调查等相关的可比指标进行综合计算,最后以简单直观的结果反映大学的实力高低。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其国际排名是衡量一国人才质量的重要测度及关键依据。因此本文将以沿线国家在世界知名大学排行榜上的上榜情况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质量,并设计了人才质量指数TQI,以对沿线国家人才质量进行定量测评。为避免单一大学排行榜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综合考虑排行榜的被接受程度及数据可获得性等因素,本文选取Quacquarelli Symonds(QS)、《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两个大学排名于2017年公布的榜单作为数据源。
计算TQI的总体思路,首先分别在两个排行榜中提取沿线国家的上榜大学及名次,分别建立分析样本库QS和样本库THE。其次为保证两排行榜数据的可比性,依据样本库中各高校在所在排行榜上排名的相对位置进行分段赋值,具体赋值规则如表1所示。因两大排行榜的样本容量有限(QS排行榜上榜高校总量为959所,THE则为1102所),因此若某一国家在QS排行榜和THE排行榜中上榜高校的数量均为0所曹瑶瑶,则规定该国家QS排名记为“>959”,得分为0.1;相应的,THE排名记为“>1102”,得分也为0.1。
(二)指标赋权
为进一步消除两样本库排名的差异对人才质量测评结果的影响,本文选用熵权法对QS排行榜和THE排行榜进行客观赋权。与主观赋值法相比,熵权法完全依赖于样本数据,反映了数据间的差异性,并且由于权重不是人为设定,评价结果客观且唯一。
为了统一数量级,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最大—最小标准化方法:
dij=(fij-minfij)/(maxfij-minfij) (1)
其中fij表示沿线某国家第i所高校的第j项指标。
熵权法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计算公式为:

其中m为被评价对象的数目,n为评价指标数目,如果pij=0,我们定义limpij→pijlnpij=0。
因此利用熵权法来计算各指标客观权重公式为

将数据带入公式(3)可计算得出QS排行榜权重为46.2%,THE排行榜权重为53.8%。(三)计算沿线国家人才质量
沿线各国人才质量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若该国至少有一所高校入选QS或THE排行榜,则采用公式(4)。其中,qN为该国在QS排行榜中上榜高校的得分,N为其在QS中上榜高校的数量,通过取总分的平均值可以有效弱化国别间因人口、国土面积差异所带来的上榜高校数量间的差距;tM为该国在THE排行榜中上榜高校的得分,M为其在THE中上榜高校的数量;常数0.462和0.538分别为QS、THE排行榜的权重。若某一国家在QS排行榜和THE排行榜中均无上榜高校,则采用公式(5),得分为常数0.1。由公式(4)(5)可得各国人才质量得分如表2所示,其中总上榜高校数量为QS排行榜和THE排行榜上榜高校去重后的总数量。(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分析人才质量得分数据(表2),可总结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质量的两个如下特征:
1.内部差异明显,地区分布不均衡
“一带一路”沿线65国人才质量得分的最大值为61.88,最小值为0.1,平均得分19.56,标准差19.03,表明各国得分离散程度高、内部差异明显。得分高于35分的国家集中于以色列、新加坡、俄罗斯等少数传统教育强国及依托强大经济实力迅速崛起的新兴教育重地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国。与之相对的是近四成的国家得分低于10分,意味着这些国家上榜高校的数量仅为0-2所且排名多在700名以外。同时,以65国人才质量平均得分19.56为界按地区进行分类汇总(表3),可以发现,65%的西亚国家、57%的中欧及东欧国家、50%的东南亚国家和北非唯一参与国埃及得分高于平均值,表现良好;而86%的南亚国家、80%的中亚国家得分远低于平均值,作为东亚唯一参与国的蒙古得分仅为最小值0.1。因此“一带一路”人才质量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突出特征使得对沿线国家进行合理分类以设计不同的交流开发策略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2.人才质量与主要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但发展态势良好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顶尖人才培养方面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表现在相当一部分的沿线国家“没有一流大学,办学实力无法入围当前主要榜单”。高达36%(23国)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尚未有一所高校进入QS和THE排行榜。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榜高校的排名总体靠后。以2017年QS排行榜为例,55%的上榜高校排名在600名以外,位次居于前200名的上榜高校数量仅为9所,仅与日本一国数量相当(中国7所)卢海清。

另一方面,与2014年QS排行榜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质量取得了显著提升,体现在入围高校数量和高校“硬实力”的双提升。2017年QS排行榜共包括沿线国家202所高校,增幅为18%;斯洛伐克、塞浦路斯、巴勒斯坦为新增国家,累积上榜国家数量已达41国;前500名高校数量亦由原来63所增加至73所(表4),增长率为16%,其中不乏亮点,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首次进入世界前100名,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排名为114,沙特阿拉伯和印度高校在前200名中亦有一席之地。可以说,传统教育强国人才质量稳中有进,而新兴教育国家正迎头赶上。如上数据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应用开发潜力巨大。三、构建“人才-投资”双维度矩阵对沿线国家进行合理分类
投资存量的高低是衡量一国在我国对外合作中的地位与战略意义的重要指标,因此沿线各国人才质量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两大因素可以作为制定人才差异化战略的重要依据。本文以人才质量(TQI)为X轴,以《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统计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为Y轴,以(19.56,99480)为原点构建“人才-投资”双维度矩阵(见图1),将沿线65国划分为四个象限进行讨论。
(一)第一象限:投资重地,人才沃土
第一象限共有11国,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17%。该象限国家经济规模(GDP)总量达7.58万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GDP总量的63%,其中,新加坡、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为高收入国家,其余国家除印度、印度尼西亚外均为中高等收入国家(表5)。该象限国家劳动力充沛,涵盖20.3亿人口,占“一带一路”沿线总人口数的66%。第一象限国家在我国对外投资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占对外投资存量的70%。在人才质量方面亦表现不俗,TQI排名前20的有7个国家,如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均位于此象限中。这11国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领域的重点合作对象。
(二)第二象限:投资高地,人才荒原
第二象限7国(表6)具有与我国领土接壤、同属于我国企业投资重点区域(对外投资存量占1/5)、人才质量差(除巴基斯坦外,其余6国均为最低分0.1)、均为中低等收入国家以及廉价劳动力丰富(涵盖3.66亿人口)等五大典型特征。从产业结构观察,第二象限国家具有制造业占比低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制造业占比仅同农业占比水平相当,均维持在10%-20%的水平,制造业占比仍具较大的上升空间。同时,基于我国战略需要及东道国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该象限国家对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非常迫切山下莉奈 ,但高端人才的不足却是阻碍倡议合作进一步深入的显性因素。(三)第三象限:投资低地,人才薄田
第三象限共有26国(表7),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数的40%,是包含国家数量最多的一个象限,但该象限GDP总量仅占“一带一路”沿线GDP总量的9%,其中,文莱、巴林为高收入国家,尼泊尔、阿富汗为低收入国家,其余均为中等收入国家。从投资和人才质量来看,该象限国家表现均不突出,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在经济与教育领域与该象限国家具有一定的合作潜力。
(四)第四象限:投资洼地,人才矿山
第四象限共有21国(表8),以中东欧国家为主,该象限GDP总量达2.8万亿美元,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总量的23%,李允浩六成左右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其余均为中高(低)等收入国家。第四象限国家具备较强的经济和教育实力,人才储备较为丰厚。因此在未来或将成为我国教育合作和企业投资的新兴区域,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的交流开发策略
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复杂的人才分布现状,需要按照“因地制宜,分类实施”的原则制定差异化的人才交流开发策略。(一)第一象限:进一步扩大教育合作,探索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
当前我国与第一象限绝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合作已基本布局完善,如已累计在新加坡、俄罗斯、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六国开办了43个孔子学院和31个孔子课堂,仅以上五国(除新加坡外)2016年度来华留学生数便高达8.13万,占总来华留学生数量的18.4%。同时,该象限国家拥有数量庞大的高质量人才,为我国企业选用当地专业人才提供了可供挖掘的人才库。因此,建议如下:
1.搭平台、建机制,大力推进高校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呼吁层次相同、合作紧密的学校签署合作备忘录或组建大学联盟,实现学生、教师与课程、研究和办学的全方位深度合作,并依托已有国际合作平台,定期举办沿线国家教育部长会议、校长论坛等,构建高校间常态化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关系。同时,设立“一带一路”中国问题研究基金,鼓励我国高校在人员、资金和设施等方面提供必要的支持以协助沿线国家建设中国研究中心,增进沿线国家对中国发展模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民俗风情的理解与认同。
2.我国企业应逐步探索“人才本土化”战略,聘用东道国人才。与全球10大跨国公司平均93.2%的国际化员工比例相比,我国10大跨国公司国际化员工平均比例仅为33.89%,远不及国际平均值,而“人才本土化”能够有效“降低海外派遣人员和跨国经营的高昂费用、与当地社会文化融合、减少当地社会对外来资本的危机情绪。”因此企业应主动在人才培训及招聘等方面与东道国高校开展紧密合作,并通过建立世界级的研发实验室、工作室等汇聚一流人才的企业平台来切实增强企业“硬实力”,真正做到“既招得进人,又留得住人”。(二)第二象限:围绕“智力输出”和开设海外分校推进“人才辐射”战略
农业、制造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我国在该象限国家的重点投资领域,需要我国有计划地进行优质人才输出,并完善相应的人才使用与保障机制。建议如下:
1.鼓励边疆省份高校开设海外分校。支持新疆、云南、内蒙古等边疆省份高校围绕“双一流”建设目标阿里里,积极“走出去”,在第二象限国家开设海外分校。相比于内地高校,边疆省份高校可以借助与第二象限国家相近的民俗风情、统一的语言、紧密的民族情谊等消除障碍、规避风险,以及发挥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将“一带一路”“桥头堡”的角色做实、做好。
2.密切联系当地发展需求,合作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我国职业教育要扮演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角色。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来”,将第二象限国家作为重要的生源地,针对该象限国家的产业发展需求创建优势特色学科,大力提升在农业、制造业和交通基础设施等专业领域的教学实力,塑造众口交赞的职业教育品牌。另一方面,要“发挥政府引领、行业主导作用,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合作设立职业院校、培训中心,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和项目,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和培训,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一带一路’建设者。”(三)第三象限:大力推进来华留学教育,实施“人才孵育战略”
与第一、第二象限国家来华留学数量稳中有进的状况相反,第三象限国家来华留学呈现出规模小、热情不高、参与度低的特点,因此亟待推进来华留学教育,培育大量的高端人才,既可以有效增加第三象限高技能人才储备,同时归国留学生还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带动本土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因此,建议如下:
1.实施“一带一路”来华留学推进计划。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和商务部牵头,全面统筹协调安排我国高水平院校的资源,设立针对该象限国家高层次留学生“一带一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通过举办“精英研修班”等培训项目培养一批“知华、友华、爱华、亲华”的政府官员和企业领袖,加强双方精英阶层价值认同、文化认同和区域身份认同。同时推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签证便利化,并提供集求学、实习、就业于一体的短期签证政策,把中国打造成为深受沿线各国学子欢迎的留学目的地国。
2.统筹利用国家和民间资源,实施“一带一路”教育援助计划汪俊林。面向第三象限国家实施包含援建维修校舍、提供教学设备和资料、派遣教师和在华培训教师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内容的一体化“一带一路”教育援助计划。要将民间智慧、民间力量、民间方案、民间行动作为“一带一路”教育援助计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通过制定税收减免政策、简化投资流程等举措鼓励我国优质的民间教育机构在该象限国家进行教育投资和服务,推动“一带一路”教育民间合作交流的蓬勃发展。(四)第四象限:深化投资贸易合作,探索包括教育合作在内的多方“共轭联动战略”
第四象限以中东欧国家为主,伴随着我国与中东欧国家政治互信与合作意愿的不断加强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的正式出台,我国与第四象限国家投资合作将具有广阔的前景。截止到目前,我国已与24个“一带一路”国家签订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但主要涵盖在第一、二象限国家之中,相较于第四象限国家普遍较高的高等教育水平,合作的潜力巨大。因此,建议如下:
1.以公派留学计划推动人才双边流动。以国家公派留学为引领,推动更多中国学生到该象限国家留学。相较于其他国家,该象限所在的中东欧国家优质高校数量多、国际化程度高、经济较发达、社会较稳定,更适宜作为我国学生新的出国留学与海外实践基地。同时要推进教育共同体建设,积极实现区域内学分互认、学位互授联授,助力各国学习者在不同层次和不同学科门类间进行无障碍的衔接与转换,并鼓励各国增设“人才护照”以有效促进我国与该象限国家的优秀人才的双向流动。
2.以“语言交流”和“文化交流”推进青少年间民心互通。受外交关系、大国博弈等诸多因素影响,我国与该象限国家高等教育合作严重不足,因此,以“语言交流”和“青年交流”的“巧方式”增进“民心互通”便具有重要意义。教育部门应支持有能力的高校尤其是语言类院校增开1-2个相关专业点;对于国内尚不具备开展教育教学的语言,要倡导相关国家与中国院校合作在华开办语言专业。同时鼓励“小语种”毕业生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工作,成为人文交流的“使者”与优秀的汉语“教育者”,全力满足沿线国家对于了解中华文化和汉语学习需求。最后注重利用文化旅游、短期访学、人才发展论坛和新媒体社交等途径加强“一带一路”青少年交流,增进不同国家青少年间的友谊和对我国文化的理解。
TheTalentDistributionandExplorationStrategiesin“TheBeltandRoad”Countries——BasedontheAnalysisofTalentQualityandInvestmentStock
YAO Wei LI Heng
Abstract: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B&R) initiative urgently needs to addre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is the quality of talents along B&R? How to develop differentiated and precise strategies for talent exchange and exploration? Firstly, Talent Quality Index (TQI) is designed to measure the talent quality of a country, which compares the performance of 65 countries along B&R on world-recognized university rankings (we selected two university rankings of Quacquarelli Symonds (QS) and Times Higher Education (THE) released in 2017 as data source). Then we divide the 65 countries along B&R into four quadrants for discussion by constructing “Talent-investment” dual-dimension matrix, in which we take TQI as the X-axis and the 2015 OFDI stock of Chinese enterprises as the Y-axis. According to relevant policie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and the complex situations of these countries,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precise strategies of talent exchange and exploration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in four quadrants, including Talent Localization, Talent Radiation, Talent incubation and Conjugation.
Keywords:the Belt and Road;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alent quality; “Talent-investment” dual-dimension matr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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