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云南省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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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南省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影响研究-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户籍制度逐渐放开,人口流动越来越活跃,在流动人口规模日益增长的过程中流动人口结构也渐渐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流动人口性别结构渐渐趋于均衡,女性流动人口渐渐加入了流动人口行列,但是在此过程中许多“流而不工”的现象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基于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不同迁移模式中的流动女性就业机会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单身女性就业概率最高,半家庭式流动女性就业概率居中,举家式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最低。随迁子女数量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一个孩子巴西战舞,女性就业概率将降低20%左右。此外,女性流动人口个体特征以及流动特征也会对其就业产生影响,在流入地居住时间每增加一年,就业概率大致提高3.6%左右。这意味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过程中的女性就业劣势可能随着人口流动长期化发展得到相应的补偿,长期流动对女性就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凤傲天下。
[关键词]家庭化迁移;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概率
[中图分类号]F0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17)04-0145-1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人(占总人口18%)。一个显性特征是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开始向着均衡化方向趋近,女性人口(妻子)逐渐参与到人口流动大潮中来,在流入地打牢基础后,开始将未成年孩子随迁到流入地上学。家庭化流动趋势逐渐加强,流入人口的家庭规模有所扩大。2015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规模为2.61人,与2013年相比,流入人口家庭规模增加了0.11人,超过一半的家庭有3人及以上同城居住,2014年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达到了56.6%,在户籍地出生的比例明显下降(国家卫计委,2016)。流动人口的这些新的变化趋势都与女性流动人口的参与有着直接的关联性。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实现家庭团聚,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周皓,2004;翟振武等,2007)。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家庭成员在流入地增加,但是许多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而不工”的现象比较突出,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具有一定阻碍作用(李强,2012)。
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因素有很多,除个人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以外,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一个公平的就业制度有利于促进女性的就业。当前,很多大学生毕业进入社会参加面试,企业或单位人力资源相关负责人都比较看重女性就业人口的婚姻和生育情况。婚姻、生育、教育等生命历程也会影响到女性就业机会。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关于女性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传统文化观念。中国女性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领域都处于从属性地位,尤其是农村妇女,她们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是老人的照料者和子女的生育、养育者,更多地强调了女性的家庭义务和责任,这些因素都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明显的消极作用(王小波,2004)。(2)婚姻状况。相对于未婚或曾婚的女性而言,家庭式流动对已婚女性就业率也起着负面的影响作用;家务劳动时间挤压了工作时间,导致参与社会劳动的时间相对减少,无益于女性职业地位的提升(Paul等,2001;杜平,2006)。(3)性别差异。相对于男性而言,与配偶一起流动的女性不在业概率更高(Paul等,2001);与丈夫一起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就业可能性低于单身外出的女性流动人口和单独外出的已婚女性流动人口(张航空,2012)。(4)家庭结构。有子女随迁也会降低女性的就业机会(Bailey,1998),随迁学龄前子女对流动女性就业带来负面影响,随迁子女的数量越多,照料孩子的负担就越重,相应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就越小(宋月萍等,2012)。随迁子女加入流动人口行列,在客观上阻碍了女性的就业机会获得。但也有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式流动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会随其适应流入而消失,流动可以改善女性就业机会。(5)人口迁移流动特征。Spitze(1984)和Bonney(1991)研究认为,虽然农村妇女进城后就业率明显下降孙天牧,但是随着其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延长,获得的就业信息越多,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外就业的职业层次越高(叶文振,2005)。
文献研究发现,现有关于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模式对女性就业影响的研究不多,关于家庭化迁移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前景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至今尚无定论,而且现有研究很少关注西部地区。外出流动已成为许多西部农村地区脱贫致富的一条主要途径,许多女性也逐渐加入到流动人口的行列,可现有研究并没有注意到很多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流而不工”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女性流动劳动力的就业前景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单独外出的已婚女性、尚未完成家庭式流动的女性就业情况,分析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机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自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全省16个州市,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流动人口(截止2014年5月年龄为15-59周岁)”。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PPS抽样方法。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情况如下:15-59岁劳动年龄流动人口5000人以及其居住在流入地的家庭成员11217人,共计16217人,其中女性有效样本为1999人。调查时点男性流动人口的在业比例为94.34%,女性在业比例为86.54%,男性与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在调查时点前一周未就业的女性中,有65%是在操持家务或照料孩子,5%因为怀孕或哺乳,而男性与此有明显的差别———主要是因为没有找到工作(占比55%)。为了弄清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水平为何相对较低,本文以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选取云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云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人口外出流动比较普遍;其二,云南为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女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基本状况。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单变量描述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用于就业概率的双因素分析,推断性统计方法主要用于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独立关系,由于女性就业概率为二分类变量(是与否),所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方法较为合适。
1.因变量:定义为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即调查问卷中的相应问题:“五一”节前一周是否做过一个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是”为在业氓翻译,在数据库中赋值为“1”;“否”为未就业,赋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调查时点前一周从事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状态并不能完全反映云南省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但是因为流动人口外出的主要目的就是务工,对于女性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前一周都没有从事有收入的工作,基本上都属于随迁,在流入地照顾孩子或丈夫的情况,所以调查时点前一周工作情况基本上14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总第262期)可以用来反映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
2.自变量:家庭化流动对女性就业可能性的影响因素。人口流动家庭化的概念至今尚未定论,学界普遍认为流动人口家庭化基本含义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未婚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结婚成家新组建起来的家庭,即新增家庭的家庭化;第二种是,某些家庭中由一个或部分家庭成员流动转变为整个家庭流动,即由个体向家庭转变的家庭化。陈贤寿等(1996)、侯佳伟(2009)、陈卫等(2012)、杨菊华(2013)认为流动人口家庭化至少应该涉及流动过程和流动结果,并将人口流动模式分为非家庭式(即单独流动)、半家庭式和完整家庭式流动,这也是本文对流动人口家庭化模式的划分。本文根据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家庭成员分布,将流动人口分为单人户(未婚未育单独流动)、半家庭化(流入地和流出地均有家庭成员)和完全家庭化(核心家庭成员均在流入地)三类。其中,半家庭化模式中,又根据女性流动人口的生育情况和家庭成员的居住地分布情况分为三类:已婚未育的夫妻共同流动、已婚已育但未带孩子在流入地的流动和携带一个及以上孩子在流入地的流动;完整家庭式流动根据流入地孩子数量也分为三类:流入地无孩、流入地一孩和流入地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模式。
为了比较流动人口不同家庭模式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本文控制了流动女性的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动原因以及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等因素。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定义和取值,如表1所示。自变量(家庭化模式)分为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流动人口(参照组)、半家庭化模式和完整家庭化模式三类,在回归模型中均以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流动人口为对照组,分别比较半家庭化流动女性、完整家庭化流动女性与未婚未育的单身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概率差异。


三、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描述
2014年云南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人口流动范围以省内流动为主(占比54.52%),其中省内跨市比重最高(39.24%),市内跨县次之(15.28%),跨省流动比例为45.48%。女性流动人口年龄主要分布在25~44岁(65.2%),平均年龄为32.88岁;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48.67%),其次是小学(占比24.16%),大学及以上比例较低,不到6%;户籍类型以农业户口为主(89.84%);女性流动人口中接近82%是汉族,少数民族占比18%。流动原因以务工经商为主(83.29%),但是随同流动也占了较大的比例(14.16%)。在流入地居住长期化趋势非常明显,流入地平均居住时间接近6年;流动方式以完整家庭式流动为主,占女性流动人口总体的74.39%,未婚单独流动为19.41%,已婚半家庭流动为6.2%,云南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模式,如图1所示。

2014年云南女性流动人口中86.54%均为在业,即在调查时点“五一”节前一周做过一个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13.46%在调查时点为不在业。进一步分析,发现未工作的女性流动人口中70%是因为在家料理家务或因怀孕生孩子。由此可见,女性未就业的主要原因是受家庭事务的牵绊。女性流动人口相比于农村留守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她们已经走出了留守家庭的桎梏,但是从流入地的视角来看,女性流动人口依然被家庭束缚。人口流动把流出地完整的大家庭一分为二,即流出地的留守家庭和流入地流动家庭,女性流动人口走出了留守家庭,却又陷入了流动家庭的桎梏,实际上她们的家庭地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生活场所而已。从留守家庭转换到了流动家庭,女性流动人口外出后依然肩负着“相夫教子”和“养育儿女”的传统使命,这是造成当前女性流动人口“流而不工”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单变量描述分析
以就业概率为因变量,分析流动人口不同家庭化模式、年龄、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动原因、流动时间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根据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模式,比较单独流动女性、半家庭式流动女性和完全家庭式流动女性的就业可能性。结果发现,随着家庭成员在流入地的团聚,流动女性就业可能性呈波动降低的趋势:单独流动女性就业率最高(90.46%),半家庭化流动女性就业比例为82.26%,完全式家庭流动女性就业比例较高(85.88%)。
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流入地随迁子女也是影响女性就业重要的因素。女性流动人口中,没有携带六周岁以下小孩的流动女性就业比例比带一个孩子在流入地的就业可能性高出四个百分点,冯月平完整流动家庭的女性就业可能性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就业概率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随迁子女数量对女性是否能够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参加社会劳动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对流动女性个体特征进行分析后发现,就业可能性与受教育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就业可能性也提高。户口性质也可能是影响女性就业的一个因素,具有非农业户口的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比具有农业户口的女性高,虽然二者就业比例仅相差3%;民族身份对女性就业也有一定的影响,不仅汉族和少数民族有差别,而且少数民族内部也有较大的差异,蒙古族女性就业比例明显低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具体如图3所示。
不同流动原因的女性就业比例存在显著差异,以务工经商等经济动机为主的女性就业比例显著高于
随同流动、婚嫁流动及其他社会型流动,以务工经商为外出目的的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比例是婚嫁、随迁女性的两倍左右。由此可见,流动女性的就业可能性与其流动决策密切相关。此外,流动范围也可能是影响女性就业的重要因素,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女性就业的比例在稳步增长,跨省流动女性的就业比例最高(87.91%),其次是省内跨市的女性就业(86.12%),最低的是市内跨县(84%)。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比例随流动范围的扩大呈梯级递增的变化趋势。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结果仅仅考虑到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王俊逸,并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为了分析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对女性就业的“净效应”,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统计推断分析,只有控制住其他变量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影响之后,才能够更准确地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推断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部分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流动女性就业概率,在模型中控制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动原因以及流动时间,比较女性流动人口不同流动模式对其就业的影响,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可以看出,当控制了女性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流动行为特征等因素以后,半家庭式流动与完整家庭式流动女性的就业与女性单人流动相比,不论是半家庭式流动还是完整式家庭流动,其就业概率都明显偏低。半家庭化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比单独流动低69.5%,完整家庭化流动女性就业概率比单独流动女性低66.2%。
家庭化迁移过程中的随迁子女也会对女性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风流特警,子女随迁是流动人口家庭化推进的一个主要力量梅州农业学校,但在此过程中却带来一个负面的影响,对其母亲就业产生阻碍作用冚家铲。从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流入地随迁子女数量也是影响女性就业的另一重要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一个孩子(6周岁以下)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将会降低20%左右,母亲是生儿育女的重要承担者,母亲为了孩子的成长却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只40.0 19.9 有等到孩子成长到一定年龄才有机会重返职场,因生育导致的职业中断是当前我国许多女性的就业特征。与男性相比,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间歇性特征更加明显。
此外,模型回归结果还显示,当控制其他变量后,年龄、民族、流动原因、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仍然对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产生显著影响:1.个体特征对就业的影响。年龄对流动女性就业有积极的影响,年龄每增长一岁,就业概率大致提高3.8%左右,这与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不是越年轻的人口就业情况越好,而是年龄越大对就业越有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差异?深入分析发现,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研究对象仅包括15-59周岁人口,是劳动力的主力军,年龄越大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工作经验;第二,本文分析的对象仅仅是女性样本,在15-59周岁之间,年龄越大的女性完成婚育责任的可能性越大,结婚生育、哺乳等对其就业阻隔的影响越小,在找工作时反而越具有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许多女性到企业或单位面试,首先被问到的问题就是“你结婚了吗”、“你生孩子了吗”,一些单位人事部门为了稳定职工,减少职工的流动性更愿意招聘完成婚育任务的女性。对女性来说,结婚生育任务完成以后可以安心地在一个单位长期工作,也不会面临着怀孕生育给工作带来的各种不便。所以,年龄稍大的流动人口就业形势反而比年轻的要好一些。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年龄在15-59周岁之间,如果到了老年,则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人口在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具有就业竞争优势,尤其是对于非正式就业比较普遍的流动人口来说,超过一定年龄外出就业会受到明显的年龄歧视。此外,民族身份对女性就业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显著性水平并不高,而且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别,只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有一定的差别。总体上,民族身份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这可能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民族平等政策有关。
2.流动特征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流动原因不同决定了女性就业机会的不同,务工经商的女性流动人口就业概率比随迁女性和婚嫁女性高出90%,经济型流动就业比例高于社会型流动。同时,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越长,对女性就业越有利。随着流动人口长期化发展,女性在流入地逐步建立自己的社交网络,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有助于获取相关的就业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就业机会。女性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时间每增加一年,就业概率相应地提高3.6%左右,流动人口长期化发展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

(四)内生性问题
实证研究中变量内生性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有三个来源:测量误差、遗漏变量和双向因果。现实生活中,女性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往往受到许多变量的影响,但在实际建模过程中无法将所有可能的解释变量一一列出。在这种情况下,遗漏变量的影响就被纳入了误差项中,在该遗漏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的情况下,就引起了内生性问题。因此,在构建模型时,我们加入变量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加入区域变量(不同州市)后,流动人口家庭化模式仍然对女性流动人口就业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家庭化模式对女性流动劳动力的就业具有显著影响,不存在明显的模型内生性问题。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2014年云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家庭化模式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结果发现,云南流动人口家庭化实现程度与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在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中,流入地随迁子女数量也是制约流动女性就业的关键性因素,在流入地每增加1个孩子,女性就业概率降低20%左右。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推进,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留守人口递进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对女性就业和独立生存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可能导致大量女性不参与劳动力市场。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政策启示,为了妥善解决女性流动人口“流而不工”的人力资源浪费问题,建议相关部门从制度上来保障女性流动人口就业问题,女性在家庭领域已受到家务劳动的牵绊,如果再受到就业市场中的社会制度约束,女性就业将不容乐观。
流动女性的个体特征和流动特征也是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个体特征包括年龄和民族,流动特征包括流动原因以及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云南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超过五年,出现了长期化趋势,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时间的越来越长,获取的就业信息越多越广,积累的社会资源愈加丰富,有助于提高流动女性的就业概率。
流动女性的就业状况受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制约,但家庭因素是众多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如何从根本上将流动女性由家庭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女性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社会问题。本文虽然从流动模式上探讨了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因素,对促进流动人口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区域的单一性,本文没有进行区域比较,是一个主要的研究缺陷,如果将研究省份扩展到三个及以上并且覆盖东、中、西部地区,则更具有意义;其次,本文仅对流动家庭中女性的就业状况、家庭流动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做了分析,并没有对已就业女性的工资收入、职业结构以及社会保障做深入分析,这些社会机制以及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分割因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女性流动劳动力的就业行为,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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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载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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