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讨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经济的互动机制-经世济用最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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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讨论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经济的互动机制-经世济用最中南
【摘要】学者周雪光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把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称为“君主官僚制”,即在“君权神授”并由君到臣自上而下授权的合法性基础下,由官僚体制作为国家治理的内在机制和规则制度。这一支配形式导致了中国长期的根本矛盾。而对于中国各朝代经济的评价虽在学术界有所争论,但在总体上具有一定共识:尽管唐宋、明清的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呈现出一定的繁荣,但仍未实现跨越性的发展(资本主义)。追本溯源,这一“繁荣但未飞跃”的经济深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并对传统政治制度有一定的巩固作用。
【关键词】传统 政治制度 商品经济 互动




一、对传统政治体制的剖析
纵观历史,中国官僚制度存在历史之长、成熟程度之高,是中国乃至世界政治文化中的特别现象。在这一政治体制之下,中华文明创造出无数奇迹,却在古代史的结局中也败北于此。要研究复杂庞大的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必须基于一定的模型或理论,方能更好地梳理其内在制度逻辑。本文对于传统政治体制的剖析主要参考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
从韦伯视角看,一个国家治理模式的思路大概为“合法性基础-权威类型-支配形式”三位一体的框架,一定的政权支配形式依赖于对应的合法性基础。而论及中国传统体制时,我们不难得出,中国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为“君权神授”之皇权,国家治理以皇权为中心,表现为家产制支配形式。如韦伯所言,“当君侯以一种人身的强制,而非领主式的支配,扩展其政治权力于其家产制之外的地域和人民,然而其权力的行使仍依循家权力的行事方式时,我们即称之为家产制国家。”从这个角度看,皇权建立在传统权威与卡里斯玛权威兼并的合法性基础之上。
当权力具体实施时,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则成为内在运作机制。然而,与韦伯一般理论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官僚体制”并不依赖于法理基础,而是依附于皇权之下,其合法性基础源于自上而下的“授权”(《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第二章—国家治理逻辑与中国官僚体制:一个韦伯理论视角)。简单来说,这一模式可概括为,皇权与官僚权力双重权力并存治国,其中皇权或君权为最高权力,官僚体制为皇权提供了组织基础与治理工具。当代学术界将此体制称为“君主官僚制”(孔飞力,1990)。
这一模式下,官僚体制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官僚权力是脆弱的,其合法性来源于君主授权和相应制度安排,皇权凌驾于官僚权力之上;另一方面,官僚权力又具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坚韧性,君主需要依赖官僚权力实施统治,唯有官僚体制正常运转,皇权之所在方能彰显,官僚制度由此得以一定程度地约束君权,实现其自主运转与活动。因此,“两者间的交融和紧张渗透于其合法性基础之中,以或微妙或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周雪光)。列文森对此评价道,正是在君主与官僚互相依赖又互为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产生了活力。
而从国家治理主体来看,我们不难从周雪光分析中得出,国家治理模式存在三个互动主体:国家权力、官僚体制和民众群体。其中,国家权力与民众群体的矛盾成为上千年来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矛盾之一。在这两个矛盾个体之间,官僚体制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官僚体制如何在两个主体间调和、运转,并如何在经济活动中起到相应作用,笔者将在下面两个部分试图给出分析。
二、 对中国传统经济的概述
实际上,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从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不同视角得出的结论都有可能大相径庭。但是要探究经济政治两者的互动,就必须给出对于经济的总评,以此为基础方能继续讨论。因此,作者将试图整合史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的经济史学观点,对中国的传统经济作一个总体、粗略的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主要讨论的是战国以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势和体制。
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看,当前主流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经济以封建地主制经济为主,以土地私有、租佃制、小农经济等为特点。受到活动空间、政治制度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农户家庭为主要经营者的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生产动机,农业一直未实现集中化、规模化。租佃制下,尽管土地一定程度地实现集中,但与大致同期的罗马帝国相比较,土地仍旧相对分散;同时,由于中国古代中后期永佃权的普遍存在,“地主”并未完全拥有完整地权,“佃户”也有一定的地权,使土地世纪地区按配置的不均度更小(秦晖,2007)。土地所有权的分散与个体经营,使得小农经济长期活跃在历史舞台,缺乏进一步发展动力。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尽管一些朝代的统治者施行“贱商”政策,但商业仍旧展现一定活力。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一个高峰,此时商品经济在中唐租佃制确立后格外活跃,城市显著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专业手工业生产者;地区间贸易兴盛,米绢贸易频繁活跃,粮食和纺织品大量商品化;同时货币进一步发展,纸币出现,为市场进一步注入了活力。到明清时期,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发生调整,人口大量增加,商品经济与市场进一步发展。
然而,尽管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与近代西欧经济发展有一定相似之处,但中国传统经济发展最终却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社会缺乏进一步扩大再生产。
实际上,除上述两个角度外,还有手工业、工业、赋役与财政、社会救济等许多角度,但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赘述。而上面概述的目的在于,笔者试图借此展示中国传统经济一定的活跃性和中国传统经济长期的局限性之矛盾统一。
三、政治体制与传统经济的互动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容易得出,社会互动主体实为两个:国家权力和民众群体,而官僚体制实为缓和和事务运作机制。由于中国政治体制内君权和官僚体制的微妙复杂关系,官僚体制的作用也随情况而变:若君权强,明君之下官僚体制被重新整顿和可为己所用,暴君之下官僚体制或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亦可能成为缓冲机构来减缓危害;若君权弱,庸军临朝则官僚体制亦能通过自身机制维持运转。(周雪光)
在这一分析模式下,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情况下,官僚体制对君主意志的反映程度是不一样的。由此出发,下面对不同情况分别讨论:
首先讨论君权强的情况。在这一情况下,官僚体制成为强权的附属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的张杰将此称为“二重结构”。区别于西欧“君主-领主-平民”相互制衡的三重结构,中国的中间阶层失去其本身的独立性,依附于皇权,使得上下阶层的冲突更为激烈。“在君权控制能力强大时,封建领主不会发挥多少缓冲作用……贵族要么受制于君主,要么完全脱离于君主,它始终没有扮演过像西欧封建领主那样的角色,结果导致了社会的二重性质钱金耐。”由此,中国封建领主与平民间的关系具有强制性,而要平复平民时常的不满情绪和对抗心理,官僚体制又为平民走出强制关系、获得升迁提供了机会。结果娇艳江湖小说,原来依附于贵族的平民变成了新的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势力的基础藏金生(张杰)。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受到统治者意志的强烈支配,同时官僚体制为意志的传达和执行提供了完善的机制和平台。而相应的,由于存在进入官僚体制的可能性,平民对于上层意志的反抗将没有这么强烈,并把更多注意力从商业发展转移到寻求晋升上。以士、商为例,士拥有知识,而商拥有资本,但他们都不会将知识和资本分别投向技术发明与产业投资,而是主要用于与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张杰),比如科举和寻求官府庇护。如此一来,统治者意志落实受到的阻碍大大减少,而民众本身亦不寻求发展与变革,因此社会经济趋于相对稳定,实现了长期延续的可能性。换句话说,经济发展与变革的萌芽我愿化身石桥,难以进一步成长为质变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上述的社会经济看作政治体制一定程度下的附属品。自然地,这样的社会经济体现统治者意志、迎合统治者意志闲欢小邦,因此对君权和官僚体制有一定的巩固作用,使官民的二重结构得到稳定与继承。
其次,我们来讨论君权较弱或君主相对开明的情况。这种情况下重生天羽天翔,官僚体制对君权的依附关系相对减弱,而更多依靠道德约束、分权治理来维持自身运转,并在运转中或为其自身寻利、或因治国之念对君主意志进行纠偏。于是,两种可能性都导致官僚体制与民众的关系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甚至为民众提供一定便利。
在这种稍微的和解中,社会经济获得了其自身一定的发展空间。因此,社会经济具有一定自主性,在市场中根据民众需求实现发展,如因地域差异而发展长途贩运,因需求强烈而产生粮食和纺织品的商品化。同时,社会经济也会发生一定的进化,如铜钱到纸币的进步、专业手工业者产生。于是,社会经济呈现出自身的活力与繁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然而另一方面,官僚体制和民众利益的根本差异亦表明,官僚体制不可能完全站在民众的角度黄仁俊,为民间经济配套相应的上层建筑协助其自由健康地完善和发展市场。“可以说,在法律出现以后,它既不维护传统的宗教价值,也不保护私有财产,其根本任务是政治性的,是国家对社会施行更加严格的政治控制的手段。(张杰)”比如,在古代中国,几乎不存在旨在保护产权与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结构。同时,残缺的经济保护制度也不能给作为主要生产者的下层提供足够激励,导致生产技术落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社会经济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无法完全实现自由发展,因而其发展具有边界与局限。
在这种环境中,由于民众在商品经济中具有一定自主性,官僚体制甚至偶尔会为其提供便利,因此民众与官僚体制、国家权力亦相安无事,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经济也保证了政治体制的稳定。
上面分析到,在中国古代经济和政治体制互动的动态机制下,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长期延续成为可能。然而,根本矛盾却并没有被解决,只是在一定程度被缓和与压制,当国家权力和官僚体制的治理和政策超过某种限度时(至于何种限度及具体所指,本文不作进一步分析),下层与上层的矛盾和冲突就无法再被平衡,社会秩序就需要在混乱中重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中国传统经济的活动与发展离不开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冷皇的废后,而这种影响又是多样与复杂的。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又进一步反作用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形成两者的持续互动与互相影响。
四、总结与补充
本文试图从《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的组织学视角,重新看待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结构,并试图将经济体制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放入此结构中,让两者的互动得到另一个角度的解读。
另外,笔者在研究时发现,上述的互动机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规律,也就是说,在某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机制内并非所有方面同时进行互动,而是某一方面尤其突出,在互动中起到主导作用,而在另一时空,机制的作用影响又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时,当互动机制内的一端活动异常时,会使得机制本身失去平衡,机制作用失效(如社会经济动乱或政权颠覆)。
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史不同时间、地点的差异性,本文的研究仅基于当前学术界已达成基本共识的观点,并仅针对中国古代史(从战国以后)的一般整体规律解读,不排除特殊例子和个体差异的存在。同时,也由于笔者的学识局限,不排除理论不足与缺陷的存在,欢迎读者进行讨论与修正。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周雪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杰. 二重结构与制度演进——对中国经济史的一种新的尝试性解释[J]. 当代经济科学, 1998(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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