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经验被“挤压”的中产阶层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吗?-学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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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经验 被“挤压”的中产阶层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吗?-学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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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学海》2018年第4期
作者简介:郑心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彭宗超,淸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研究所教授,淸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北京市哲社办资助)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社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
内容
提要
中产阶层在被“挤压”的背景下,是否会更倾向于政治抗争?革命后是否会更倾向于建立民主政体?本文以埃及为案例,采用混合研究策略,通过Arab Barometer问卷数据以及在埃及进行的半结构深度访谈,分析埃及中产阶层的政治抗争行为和民主倾向。问卷结果显示,埃及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专制政体,但是另一方面在革命后又不那么支持建立民主政体。埃及中产阶层还未壮大就被“挤压”,其短期的利益诉求聚焦于个体经济的发展,长期的利益在于构建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在成功推翻穆巴拉克政权之后,埃及中产阶层对于民主政体的实施有着较强的风险感知。埃及的案例显示,其中产阶层是威权统治的“颠覆器”,但是却并不能够成为民主化的主导力量。
关键词 中产阶层 民主化 政治抗争 政体偏好 埃及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的总体规模不断壮大,但是在一些国家,贫困率的降低并不与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成正比,中产阶层在人口结构中的比例甚至还有所下降。①中产阶层收入的增长落后于生活成本的增长,为了防止沦为低收入群体,只能拼命地工作,因此人们称之为“受挤压的中产阶层”。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传统的欧美国家,在部分后发展的威权国家也同样存在。
埃及的中产阶层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样遭受了一系列打击,随着2000年之后全面私有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埃及中产阶层“被挤压”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埃及的私有化改革促使商业精英与统治阶层结成联盟,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无论是纳赛尔的社会主义时期,还是萨达特的开放政策,都没有像穆巴拉克时期一样产生如此庞大的富裕阶层。②普通中产者难以获得发展资源,通过白手起家的方式进入上层社会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加上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腐败横行等因素,大量中产者沦为下层低收入者,另一部分中产阶层虽然不至于跌入下层社会,但是也面临着深刻的住房压力、结婚压力、教育压力以及医疗压力等。在经济条件恶化的同时,埃及严酷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加深了中产阶层的压力感知。埃及从1981年开始实行国家紧急状态法,赋予警察和国家安全机构足够的权力来压制抗议运动,监控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难以约束安全部门,这使得对普通埃及人民的随意关押和虐待成为惯常的事件。对公民的暴力行为不仅仅针对穷人和边缘群体,中产阶层也常常成为恐怖统治的对象。
中产阶层常常被看作是连接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纽带,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主体力量。那么在中产阶层被挤压的背景下,其在政治上是否会更倾向于抗争?在政体偏好上是否会更倾向于建立以自由选举为基础的民主政体?本研究从阶层分析的角度来定义埃及的中产阶层,③阶层分析专注于对社会结构中观层次的研究,阶层的产生源自劳动分工关系中不同地位引发的不同社会资源在人群中的不均衡分配。对中产阶层的定义方式主要有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经济视角更加倾向于对个体经济能力的衡量,严格定义收入、消费或财富,而社会分层视角更偏向以职业和教育为基础的社会衡量方式。虽然经济视角和社会视角可以满足不同的研究需要,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综合性的概念来定义中产阶层。④从埃及的现实来看,单独从经济视角或者社会视角都无法合理地界定已经遭受严重“挤压”的中产阶层。因此,本文从收入、职业、教育这三大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出发来定义中产阶层,将其分为核心中产、半核心中产、边缘中产和底层。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对于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主要观点可以分为三类:一类观点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能够调节上下阶层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第二类观点认为中产阶层可能扮演着社会“颠覆器”的角色,是传统社会秩序的反叛者,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第三类观点提出“异化器”理论,中产阶层或成为法西斯主义狂热的追捧者或消极无为、政治疏离。⑤
对于非民主国家而言,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最主要的争论集中于中产阶层究竟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还是国家的依附者。从现代化理论视角上看壹支付,中产阶层是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其基本的解释逻辑常常被称之为“单线法”⑥,是一种宏观层面的解释模式。这种“单线法”的解释强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逐渐壮大,有利于形成独立稳定的公民社会,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升提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能力,有利于形成成熟的政治文化,发挥着对传统政权“颠覆器”的作用,最终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中产阶层的发展促进公民社会的繁荣,中产阶层所认同的政治文化是作为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之间的中间机制。李普赛特、亨廷顿、格拉斯曼等学者是这一解释逻辑的典型代表。格拉斯曼认为中产阶层具有较强的民主倾向,这种民主倾向的产生和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独立分散的私人领域密切相关。⑦亨廷顿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中产阶层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是城市反政府运动的主要源泉,中产阶层在政治观念上比蓝领工人更加激进和极端。⑧
然而,中产阶层是民主化主要推动力量这一解释模式在许多后发展国家遭到挑战。后发展国家相对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社会经济环境。国内缺乏资本、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先进的技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它们又处于较低层级。因此,后发展国家大多依靠国家干预在短时间内实现经济发展。在此过程中,中产阶层受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引导,常常被认为是国家“催生”出来的,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在后发展国家,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产阶层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受益者,与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容易成为国家的依附者,反而对民主持非常模糊甚至反对的态度。萧新煌在对亚太地区中产阶层的比较分析中发现,东亚中产阶层对国家有较强的依附性,追求安全稳定。中产阶层虽然支持民主,关注社会问题,但是实际上很少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⑨对印尼、韩国、泰国的中产阶层反政府抗争运动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特征,中层阶层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但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确定性和安全。他们对民主政体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表示怀疑,城市中产阶层对于民主的满意度甚至比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还要低,即使在某些亚太地区发生政治改革和宪法革新,但这并非是专制政权对中产阶层民主诉求的回应,民主并不是民众最主要的需求。⑩
无论现代化理论的视角还是后发展国家的视角都是从宏观层面,从社会变迁或者国家理论出发来讨论中产阶层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而政治经济学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重视不同阶层甚至和国家之间的分配冲突,从更加微观的政治过程来解释中产阶层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他们认为中产阶层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也可能是国家的依附者,这取决于中产阶层的利益,而利益是由其收入水平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来决定的。中产阶层根据其政治利益来决定与上层或是下层联盟,中产阶层是否支持普选制度,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是高于平均收入还是低于平均收入。如果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高于平均收入,那么在民主制度之下,中产阶层就要承担转移支付的高额成本,因此不会支持普选制;如果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收入,那么民主制度对中产阶层更加有利,就会支持普选制。[11]
虽然对于中产阶层是更倾向民主化还是更依附国家的争论,看似得出相反的结论,但其逻辑内核却并不冲突。在非民主国家,认为中产阶层是民主化的推动力量,其前提条件是中产阶层的政治诉求无法得到满足。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需求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存在矛盾,而政府又无法在二者之间进行有效制衡,导致中产阶层这一新兴的社会势力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而只有在政治领域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才能被重视和实现。[12]而后发展国家的中产阶层,在较短的时间内依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实现财富的积累,经济上的巨大收益和稳定的生活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中产阶层政治参与的热情。那么,从相反的层面上看,如果国家无法保障中产阶层的经济收益,同时在政治上又限制其话语权和行动空间,那么经济利益就无法消解政治参与的需求,中产阶层也很可能会转向民主化的政治抗争。
综上所述,在非民主国家,中产阶层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是支持民主化还是成为国家的依附,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层面,都取决于国家政权与中产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中产阶层的利益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其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可能是经济利益,可能是政治利益,甚至还可能是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利益。因此,非民主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否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给予中产阶层一定的话语权和表达的空间,整合引导中产阶层的意识形态,对于中产阶层的政治选择起到关键性作用。
然而,不管是现代化理论视角下探讨的中产阶层还是在后发展国家下的中产阶层,大多被描绘成一支规模庞大或者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力量,而在某些非民主国家的中产阶层,仅仅经历非常短暂的发展却又立刻遭受到“挤压”的情况却较少被关注到。东亚许多后发展国家虽然也经历过深刻的经济危机,中产阶层的经济利益受损,但是还不至于跌入底层,总体规模仍然在扩大。[13]在埃及,2001年认为自己属于上层中产阶层的比例为22%,到2008年缩小至13%,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下层的群体从2001年的41%上升至2008年的44%,仅增加了3%,然而认为自己属于底层群体的比例却从33%增加到42%。[14]因此,埃及的中产阶层还未壮大就遭受“挤压”,其关注的利益与处于发展阶段的中产阶层是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又如何影响埃及中产阶层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本文以埃及作为研究案例,从中产阶层的利益视角切入,假设中产阶层在被“挤压”的背景下,其政治、经济利益将会受损,由于具备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更高的民主意识普京哥,因此会更加倾向于参与反对现有政权的政治抗争,同时在政体偏好上会更加支持建立民主政权。本文核心假设如下:
H1:在埃及中产阶层被“挤压”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相对于底层更倾向于参与反对政府的抗争运动。
H2:在埃及中产阶层被“挤压”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相对于底层更倾向于建立民主政体。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Arab Barometer[15]2011年6月在埃及的调查数据,该问卷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选择18岁及以上群体作为访谈对象,通过分层和聚类抽样,选择不同行政区域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样本,原始数据共有1219个样本。其中,个人月收入、职业、教育水平三个变量被用于定义中产类型。对于收入中产的界定,本文将家庭月收入处于中位数以上、90%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中产,收入处于中位数以下的定义为收入低产。[16]对于职业标准的界定,将雇佣员工的小雇主(10人以下)、自雇者、专业人员(例如律师、会计、教师、医生等)、政府雇员、私人企业雇员定义为职业中产,把体力劳动者、农民定义为职业低产茜斯安。对于教育标准的界定,教育水平在大学及以上定义为教育中产,教育水平在大学以下的定义为教育低产。符合三类中产标准定义为核心中产,符合两类中产标准定义为半核心中产,符合一类中产标准的人群定义为边缘中产,都不符合的定义为底层。其中核心中产占总样本量的6.7%,半核心中产11.6%,边缘中产29.2%,底层34.5%。
对于革命中参与反政府抗争行为的衡量,本文选择Arab Barometer2011埃及革命专题调查问卷中的3个变量进行分析,同时衡量不同类型的政治抗争行为(表1)。对于革命之后的政体偏好,本文选取在革命后的政体选择倾向变量进行衡量昆明西游洞。
本文在分析策略上采取先定量后定性的混合研究策略,第一部分采用二元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控制性别、年龄、宗教以及城乡地区变量,分析核心中产与底层在政治行为和政体偏好上的差异。第二部分在定量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通过2016年6-7月在埃及进行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并结合二手文献资料,分析埃及核心中产阶层产生特定政体偏好的原因。在具体访谈方案设计上,受限于埃及复杂的国内局势,本文主要选择在开罗和苏伊士的2家企业管理层共40名核心中产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穆巴拉克时期的压力感知;第二部分询问受访者是否参与反对穆巴拉克的抗议活动及其原因;第三部分是受访者对民主的态度和政体选择偏好。

埃及中产阶层的抗争行为与政体偏好
(一)埃及中产阶层的抗争行为
2011年1月15日至2月11日反对穆巴拉克的抗议运动对埃及革命进程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它直接终结了穆巴拉克近30年的统治。从表2的结果上看,埃及革命确实是一场中产阶层的革命龚箭。无论是直接参与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抗议行为,还是为抗议者提供帮助和通过网络支持革命这类相对较为温和的参与行为,核心中产和半核心中产的参与比率都显著大于底层群体。这也印证了之前的理论假设,当国家无法再为中产阶层提供稳定可预期的经济收益,甚至还对中产阶层形成“挤压”态势时,总体而言中产阶层相对于底层群体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抗争,因此支持H1假设。从性别分布来看,虽然在开罗解放广场反对穆巴拉克的抗议浪潮中也有不少女性的身影,但埃及反政府的抗争运动仍然是以男性参与者为主。埃及革命也被许多媒体认为是一场“年轻人”的革命,也是一场“Facebook”革命。然而结果显示,推翻穆巴拉克的抗议运动中,不同年龄群体的差异并不显著。青年人在抗争运动过程中,通过Facebook,Twitter等网络工具支持革命的比率最高,显著大于30-49岁的中年群体和老年群体。
(二)埃及中产阶层的政体偏好
埃及中产阶层相对于底层群体更加积极地参与反对穆巴拉克政权的抗议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层更倾向于在革命后的埃及建立民主政权。目前,许多研究囿于数据的可得性等一系列原因,常常把积极参与反对非民主政权的抗议运动等同于支持政治民主化,这在分析逻辑上是存在缺陷的,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对政府有较强依赖的后发展型国家可能并不尽然。埃及中产阶层就体现了既反对威权政府又没有那么支持建立民主政体的特征。
革命之后倾向于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维持穆巴拉克时期的总统制、混合制与民主议会制对比,三类中产阶层与底层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核心中产、半核心中产、边缘中产还是底层群体,混合政体的支持率都是最高的,分别为48.8%、45.3%、49.1%、50.9%。虽然埃及的核心中产阶层参与埃及革命运动的比率最大,积极性较高,但是仅有28.8%的核心中产阶层倾向于建立民主议会制度,在所有群体中的支持率最低。因此,拒绝H2假设。
从地区分布上看,总统制、混合制与民主议会制对比,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倾向于建立总统制和混合制政体。农村地区对建立民主政体的支持率为33.0%,而城市地区对建立民主政体的支持率为27.7%。从性别上看,混合制与民主议会制对比,男性比女性对民主议会制度的支持率更高。从宗教信仰上看,混合制与民主议会制对比,穆斯林比基督徒更加支持混合政体,在访谈过程中发现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穆斯林教义与西方民主价值存在的冲突,例如饮酒问题、同性恋问题等。对于穆斯林而言,支持率最高的政体类型是混合政体,支持率达51.0%,而对于基督徒而言,支持率最高的政体类型是民主议会制度,支持率为44.8%。
综上所述,埃及中产阶层比底层更倾向于参与政治抗争,核心中产参与政治抗争的比率最高,但是中产阶层总体对于民主政体的支持率与底层群体并无显著差异,支持率最高的政体类型都是混合政体。埃及的案例显示,中产阶层是威权统治的“颠覆器”懒妃倾城,但是却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民主化的主导力量。

埃及中产阶层是威权统治的颠覆器,
却不是民主化的主导力量?
从现有的理论视角看,中产阶层反对威权统治的政治抗争常常和民主化联系起来,当国家无法保护中产阶层的利益,给予其一定的政治参与空间,或者用足够的经济利益消解其政治参与的热情,那么中产阶层就会更倾向于政治抗争,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然而埃及的案例显示,中产阶层确实会更倾向于政治抗争,但是却不一定支持民主化。那么,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中产阶层一方面反对穆巴拉克专制政体,但是另一方面又没有那么支持建立民主政体?
Hagen Koo提出,对于中产阶层的研究需要落实到其具体特征。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并不稳定,常常存在频繁的起伏,然而其利益,或者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倾向则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17]因此,本文从埃及中产阶层的利益入手,分析埃及中产阶层在还未壮大就被“挤压”的背景下,其核心利益诉求与民主政体之间可能的冲突。那么如何具体测量中产阶层的利益?Tily认为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目标群体的自我叙述;二是分析目标群体所处的社会结构并以此来确定其结构性利益,自我叙述能够较好地表达目标群体的短期利益,结构性分析能够较好地确认目标群体的长期利益。[18]本文在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结合2016年6-7月在埃及开展的半结构性深度访谈数据,综合使用各类已有的文献资料,分析核心中产的利益诉求及其与民主政体之间可能的冲突。
(一)中产阶层利益的叙述性分析:对个体经济发展的需求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解释埃及2011年抗争运动的重要因素,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可以通过人民的压力感知来体现。压力感知是指受访者对2000-2011年期间感到最不满意或压力最大的问题,压力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埃及2011年革命的情境条件,从而为进一步分析受访者利益受损状况提供可能。根据对访谈问题“在穆巴拉克时期,您感觉到压力最大的方面有哪些”的分析,中产阶层受访者感受最深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经济生活压力、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经济生活压力主要是指受访者在维持原有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工资水平较低、公共医疗和教育质量较差、物价增长过快、贫富差距过大、基础设施落后、工作机会稀缺七个方面;安全压力主要指警察暴力;政治压力主要是指政府对公民政治权利的损害和剥夺,主要包括政治腐败、政治控制和政权更替问题。[19]
中产阶层的压力感知涉及经济生活压力、安全压力和政治压力三个层面,这三类压力感知的程度是否有差异?中产阶层对哪种压力的感知最为深刻?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梳理,发现大多数中产阶层感知程度最深的是建立在经济生活压力、安全压力以及政治压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压力。这种经济发展压力主要表现为中产阶层向上层社会的流动受限,并极有可能落入下层社会。对于中产阶层而言,在日渐沉重的经济生活压力之下,政治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使得中产阶层无法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来缓解经济生活压力,这是经济发展压力的主要来源。尤其在2001年之后,社会发展几乎停滞。“在穆巴拉克时期,每天我打开报纸,一年,两年,内容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变。”[20]随着社会发展逐步停滞,年轻人的发展也大大受限。年轻人无法达成他们的目标,尤其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更找不到和能力、学历相称的工作机会。2011年Arab Barometer对埃及革命参与原因的问卷调查也同样体现了埃及民众对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在这份问卷调查中,严峻的经济状况是核心中产、半核心中产、边缘中产与底层群体选择参与革命的首要原因,其选择比例分别是48.6%、50.0%、52.5%、58.2%,而与民主目标紧密相关的参与原因——获得公民权和政治自由、反对政府压制,四类群体选择的比率分别是10.8%、6.6%、5.2%、6.9%。[21]总体而言,埃及中产阶层在还未壮大就被“挤压”的状态之下,对个体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其首要追求的目标。
中产阶层感知到的发展压力聚焦于经济层面的发展而不是政治上的发展,绝大多数中产阶层受访者都认为经济上的富裕比政治民主更加重要,政治民主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经济上的富裕,而不是对民主价值、公民权利的追求。Inglehart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存和安全的威胁减弱时,人们的需求将从物质上的福祉和安全转而注重生活的质量和政治权利,即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22]然而埃及作为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尤其随着200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拓展,生存和安全的威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增强。根据World Values Survey 2008年的数据,埃及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群体仅占2.3%,在58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倒数第4位[23]。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埃及中产阶层对于自我发展的定义仍然是物质层面的,较少涉及政治权利的发展。
(二)中产阶层利益的结构性分析:打破政商垄断,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一般来说,新自由主义改革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能够给中产阶层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兴起的白领阶层,以及东亚新兴国家崛起的白领阶层都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对于中产阶层,尤其是在私有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而言,埃及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旨在促进私有化,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本是十分有利的,因为私有部门中产阶层的发展依赖于建立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中产阶层财富的积累,给予中产阶层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埃及改革的努力既没有让中产阶层实现财富的累积,也没有打通中产阶层向上层流通的渠道,反而对中产阶层形成巨大的“挤压”,即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总体下沉。
在埃及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的联盟对中产阶层的影响最为深远。穆巴拉克政府在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抛弃了原本作为执政基础的中产阶层,转而和商业精英结成联盟,商业精英取代中产阶层成为执政的基础,与政权关系密切的商业精英在此过程中获益颇丰。[24]穆巴拉克的儿子加麦尔·穆巴拉克是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的主要推动者。随着2001年之后加麦尔的权力逐渐扩大,以加麦尔为核心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占据了埃及各个重要的部门。商业精英的影响力在商务部长纳齐夫(Ahmad Nazif)上台之后进一步增强,纳齐夫2004年第一届内阁成员中有两位部长具有商业背景,分别是旅游部部长和产业部部长;到了2005年第二届内阁有8位部长具有商业背景,2006年有商业背景的部长数量上升到15个,占据了整个内阁的一半。[25]2005年,商业精英也同样在立法会控制了超过50%的席位,议会给予议员的豁免权也被用来为议员提供政治庇护,这种政治庇护为商业精英与统治阶层创造了一种隐性的联盟。[26]
商业精英需要依附政治精英获得豁免权以及新的投资机会,政治精英也需要商业精英的支持来促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维持政权的稳定。2001年之后私有化进程迅速推进,国有企业被贱卖,与政治精英关系密切的商业精英成为主要的获益者。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真正促进实业的发展,提升经济效率,大量的热钱反而流入股票市场,从1985年到2004年,股票市场份额占GDP的比重从35.6%上升至105%,私有部门占GDP的比重反而从2000的70.7%下降到2007年的62.3%。[27]
政治与商业精英的联盟使得经济改革与结构调整计划并没有真正达到优化经济结构,发展自由市场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大规模的垄断与腐败,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被严重挤压,中产阶层在各个领域都难以获得好的发展机会,这直接宣告了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衰落。因此,反抗统治阶层与裙带资本阶层的压迫,破除权贵资本的垄断,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成为中产阶层迫切的要求。在埃及革命之后,过渡政府的政策代表了中产阶层的利益。过渡政府仍然延续穆巴拉克时期的经济方针,坚持发展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坚持对西方国家的依附策略。除此之外,“政府通过各种方式阻止继续革命者走上街头,反复宣传动荡对埃及经济的巨大损失。这都说明,在赶走压在自己头上的外国金融寡头和国内大资本家后,中产阶层已经心满意足,无意继续解决埃及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深层和核心问题。”[28]对于中产阶层而言,推翻统治阶层和裙带资本阶层的压迫,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其核心利益。
综上所述,在短期内,中产阶层希望恢复已有的经济地位,提高生活质量与保障经济安全。从更加长远的视角看,中产阶层希望破除旧有统治阶层和裙带资本阶层的垄断地位,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获得更优的发展机遇,重新获得他们的领导权,确保中产阶层的繁荣发展。
(三)民主政体是否能够保障中产阶层利益的实现?
如果说从短期上看,中产阶层希望改善个体的经济状况并获得发展,从长期上看,中产阶层希望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来确保经济发展利益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驰星周那么民主政体的建立是否能够满足中产阶层的预期,保障其发展利益?根据部分问卷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显示,中产阶层对于民主政体实施的效果和不确定性有着很大的忧虑,从而影响其对民主政体的支持。
首先,民主政体在埃及革命后并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与经济安全。对于埃及的中产阶层而言,经济问题是参与革命抗争运动主要的驱动因素。而随着抗争规模的扩大,社会秩序被破坏,国家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民主政体也无法在短时期内建立和完善,这与中产阶层参与革命的初衷相悖。根据WVS2001、2008、2012对埃及的问卷调查,在埃及革命爆发前的2001年和2008年,认为强人政治非常好和比较好的群体仅有7%和15%,大部分群体都反对类似穆巴拉克时期的强人政治体系,然而到了2012年,人们对强人政治的态度完全反转,共有94%的群体认为强人政治是非常好和比较好的(表4)。革命之后,人们似乎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稳定社会秩序,而不是建立民主政体。
其次,相对较低的教育水平、部落文化等因素也增强了民主政体实施的不确定性。大部分中产阶层受访者认为较低的教育水平和部落制的思想极大限制了民主选举功能的发挥。许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无法真正地理解被选举人,也无法做出理性的选择,部落制思想的存在会促使选举者仅仅选择自己部落中的被选举人而不是选择一个合适的人,这在上埃及地区尤其明显。因此,“很多参与革命的人什么都不懂,他们没有意愿去了解这些,他们只是想要通过革命获得更多的权利。”[29]
革命之后产生的暴力和混乱的社会状况进一步加深了中产阶层的担忧。“2011年革命之后,人民处于失控的地步,政府没有任何的作为,于是许多人觉得他们自己很了不起,突然获得大量的权利来进行意见表达和抗争。”[30]因此,对于民主制度的实施条件,许多中产阶层认为埃及目前还不适合推行民主政治,民主政治不仅无法带来富强的国家、繁荣的经济,反而会使当前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更多的受访者支持混合政体,他们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人解决内政、外交问题,同时又能够积极听取人民的意见,不会对人民采取激进的强制措施。
第三,民主政体在当下难以破除资本垄断。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在裙带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由此带来了工作机会、投资机会、教育、医疗的不平等。中产阶层不再是执政的基础,资本成为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这与纳赛尔时期依靠国家政策作为社会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是完全不同的。[31]因此,埃及的中产阶层坚决反对资本的主导控制。然而在许多受访者的认知里,西方民主国家正在被资本控制,人民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利。“在许多西方国家,金钱控制一切,金钱意味着权力,人民没有金钱就没有实质性的权利。要限制资本的控制权,就需要政府来主导。在现阶段,不能实行美国式民主,不能让资本和权力再次结合。”[32]尤其在埃及社会严重两极分化的现实面前,实行民主政体并不一定能够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反而容易重新造成垄断。

研究结论
中产阶层无论被认为是“稳定器”还是“颠覆器”?是民主化的推动者还是国家的依附者?在其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时刻面临着沦为低收入群体的风险时,似乎都有可能成为威权统治的“颠覆器”,进而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然而埃及的中产阶层在遭受了长时期的“挤压”之后,一方面积极参与反对威权统治的抗议运动,另一方面又没有那么支持建立民主政体,埃及的中产阶层在参与反政府抗争运动过程中似乎呈现一种“浅尝辄止”的特征。
埃及是长期处于威权统治之下的中低收入国家,国家强制力量一直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埃及中产阶层的发展历程也不同于传统西方民主国家与东亚后发展国家李天虎,埃及中产阶层还未壮大就被“挤压”,呈现出规模较小,独立性差,对国家依赖性较强,更重视经济发展利益的特征。在短期内,中产阶层渴望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利益,提高生活质量,保障经济安全。从长远看,中产阶层需要打破权贵资本的垄断,重新构建公平良好的市场环境来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并不是中产阶层最主要的诉求。在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之后,中产阶层对于民主政体仍然存在深深的忧虑,民主政体在短期内难以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难以破除资本垄断。中产阶层深知民主政体有风险,实施需谨慎。因此,埃及中产阶层只能成为威权统治的“颠覆器”,无法成为民主化的主导力量。

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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